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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建国初期的基层干部行为 　　摘 要：1950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全面接管中国大陆，此时中共的工作重心是由农村转入城市，基层工作开始有所松弛，这就使基层干部有着极大的权力，但是他们的权力只限于在中央的命令下执行。此时的基层干部有着双重身份，一是农民，基层的代表，二是干部，政府的代表。正是这俩种身份让基层干部有着极为特殊的行为，就像在夹缝中俩边的底线都碰不得，只能在其中周旋来博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关键词：1950年；基层干部；行为；夹缝 1949年对中国来说是个不平凡的一年，新中国的建立让整个国家焕然一新，从国家政体到土地制度，从城市到乡村都变得大为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这就使广大的农村地区与政府的的接触就表现在与基层干部千丝万缕的联系。基层干部不仅充当了政府与村民的联系，而且大部分基层干部本身就是农民，这就使其又是代表农民与政府联系。正是这双重的身份使其存在于社会的夹缝中，其行为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新政权成立以后，为了打破以往的旧制度，国家开始施行各种新的政策。而此时乡村与国家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联系机制，此时的乡村就像一盘散沙，国家想要把他们联系起来就需要完善充实基层制度和人员，以使乡村能真正为国家建设尽最大贡献。建国初期，为了进行土地改革，解放军工作队协助解放区农村建立农民协会，成为土改时的基层政权。之后的基层干部大多数都是由农会干部出身，这就成了最初的基层干部出处。全国范围的土改改革完成后，乡村的基层组织基本确立，这一时期的农村基层设置，有学者将其划分为俩类，一类是华北和东北等老解放区继续巩固区，村两级政府体制；另一类是东南和西南新解放区用区公所乡政府取代国民党时期的区公所乡公所以及保甲制度。①在建国初期，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都是以行政村为基层单位，而其它地方则是乡。行政村最初形成是在抗战时期，一般规模不大，人口在千人左右。而华东，淮南，西南各省仍存在着大量的乡，乡的人口在10000至40000人之间。很明显，乡的管辖范围过大，一些工作在基层开展并不一定能完全落实到每个人，于是在1949年至1952年各地进行乡政村的调整，将一些特别大的乡划小，这就使国家的政策能够更好更方便的传达给每个人。但是大量的乡村的出现就导致需要大批的基层领导干部，中国共产党一直使用德才兼备的标准来选拔，德是指一个人的思想品德，才是指一个人的处事能力。而在实际中，俩者兼备的人少之又少，所以只能尽可能的选拔这俩个标准的优秀人才 通过资料的查询，我总结当时的基层干部组成可分为以下几种：一是最初参加红军的，经历过长征，这群人是最忠诚的，也被认为是最有资历的，然而这个群体所剩的人并不多，他们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以这个群体成为干部是毋庸置疑的，这是最让国家放心的群体。二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群人经历了国家的苦难时期，也从中学会怎样发动群众，这部分人有着丰富的基层领导经验，而且知道基层人民群众的需要，同时经过抗日战争，与基层的民众有着深厚的感情。三是解放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这部分干部在国共决战的最后一刻站在了共产党这边，证明了他们的忠诚，在广大的基层干部中，这个群体也占了不小的比例，可见中国共产党对其的信任。四是投诚人员，这个群体包括战场起义者和在国民党的一些基层干部。这个群体虽然给予极大的政治自由并且相应的职位，但是在内心深处，共产党是不怎么完全相信他们的。五是在土改，减租减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一些知识分子。共产党很注重这个群体的培养，因为这个群体热情和积极性很高，并且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时，基层干部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征粮问题，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主要来自于农村。但是对农民而言，不合理的征粮是对他们既得利益的侵犯，因此在新政权开展的一系列运动中以征粮工作难度最大，这么工作的实施者就是这些被选拔出来的基层干部，这些人既是农民同时又是国家在基层的代表，他们在这夹缝中的行为充满了矛盾和尴尬。萧凤霞在对华南研究中得出结论是乡村干部的角色是国家代理人而非以往士绅所扮演的政治经纪人，党是其唯一合法性来源，这就迫使他们只能成为国家意志的推行者。②与这相对的是，许维恩认为，乡村干部与社区紧密联系，面对国家权力的入侵，他们更倾向于扮演地方利益保护人的角色，当然在抵挡国家力量入侵的同时也为他们滥用权力创造了空间。对此，还有学者认为有时候这俩种角色是同时存在的 面对粮食生产量较低，公粮的任务较大，基层干部也面临着和农民一样的处境。作为干部，其是国家的代表，要以身作则。然而在前期，有些干部们的积极行为导致自家的生活困顿，甚至无粮可吃。随后他们为了自身和家人，便开始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降低自家的征粮标准。具体表现是：一是瞒报自己村的产量，这完全是站在自己村的立场上，每个县的分配的公粮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