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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模仿现实过程中的真理反映 　　摘 要：诗歌的本质是模仿现实，但模仿能否反映真理依然存在争议。柏拉图认为模仿是玩意，与理念的真理相差甚远;雪莱立足于现实，把人间的真和美看作诗歌模仿和表现的对象。柏拉图还指责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诗歌的情感凌驾于理性之上;雪莱不仅看重灵感，还把诗人的地位提升到未经公认的立法者的高度。二者的模仿论旨在理性与想象力之争，科学与诗之争依然存在的当代为诗歌受冷落探寻原因，并启发诗人的创作理念和方向，即写诗勿忘模仿现实并反映真理 关键词：模仿 真理 理性 想象力 两百多年前，英国的托马斯评之列。事实上皮科克的提法并非标新立异，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和诗人柏拉图就曾欲把诗人礼貌地赶出理想国，留下哲学家和实干家治国理邦。柏拉图贬低诗和诗人的价值，一如后人皮科克毫不看好诗歌的未来，且历史上贬低诗歌之士不计其数。然而为诗人喝彩的声音从来都不微弱，锡德尼爵士为诗辩护，把诗人置于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之上。皮科克的好友，诗人雪莱批驳诗歌的退位一说，把诗人提高到“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更有美国的艾默生把诗人的地位上升到神的高度。锡德尼和雪莱是否能为当今的诗歌现状辩护？尽管哈利韦尔怀疑模仿论曾为艺术批评灌注了活力，自浪漫主义时期起对它的关注慢慢地冷却了，它更不是现当代艺术评论的宠儿。但笔者认为诗歌模仿的本质探讨仍具有时代意义。本文从诗歌模仿能否反映真理以及诗人创作的来源的角度，梳理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贬低诗歌说”和以雪莱为代表的“诗歌万能说”，旨在为当代诗歌的创作和接受提供一个理论参考 一、诗歌与真理的距离――遥在天边还是近在咫尺 柏拉图把诗歌驱赶出理想国是出于理性的考虑，为避免城邦被诗毁灭，将不会轻易放她进来。诗歌被加以了两层罪名。第一个理由是诗歌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二是诗歌模仿情感泛滥，不利于人的美德并损害了公民的教育。第一条罪责涉及诗歌与真理的距离，对真理的定义是十分必要的，这就需要以柏拉图的理念说来分析诗歌这种模仿行为的本质。柏拉图的模仿观和理念论息息相关，他举例说明，艺术模仿的只是事物的表象，与真理相差甚远。《理想国》第十章中，苏格拉底向格劳孔论证世界上有三类床：理念的床，出自上帝之手;人类使用的床，由木匠制造;第三类是画家描摹的床。理念之床最为完美，普通人即使看不到，它却一直存在。模仿的对象，即物质世界的床，与真理隔了一层。而模仿本身，已和真理隔了三层，不值得信仰 柏拉图只把现实世界中以第二类床为代表的物体看作艺术模仿的间接对象。《理想国（卷十）》中，文学艺术被比作一面大镜子，随手一转，整个世界清晰可见。“拿一面镜子四面八方地旋转，你就会马上造出太阳、星辰、大地、你自己、其他动物、器具、草木。”格劳孔很快理解了苏格拉底的意图，回应道这种映照只关乎事物的外形。当然，人类的各种活动也包含在内。比如《伊安篇》中提到的各类技艺：驾车、牧牛、打鱼、纺织、行医和领兵，这些在荷马史诗中被描绘得栩栩如生，再如戏剧模仿的不同角色的语言、神态、姿势和行动等。但是直观可见的模仿对象已与真理相隔，模仿这一行为本身更加偏离真理运行的轨道 从根本上说来，模仿的直接对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理念，存在于遥不可及的理念世界，理念一词是柏拉图哲学系统的组成原子，理念高于现实可感知物。“可感知物存在于是与不是之间，在此基础上柏拉图论述到可感知物并非智慧的载体，只是观念或信念的载体。”智慧的载体是理念，即真理，但诗人无从模仿。柏拉图的真理，是理念，并非存在于现实世界。如此一来，诗歌模仿的不是真理本身，而是真理的影子。文学艺术扮演着镜像的角色，世间万物都只是各式各样的镜像显现。如同人的影子不能代表人本身，它甚至会歪曲人的原本形象。模仿不能反映出理念的真，也就不能把本质记载下来 或许有人异议道，艺术模仿理念的真意义何在，既然无人能达到这个高度，这种要求本身就是苛刻的，因为艺术模仿现实的真仍然意义非凡。其实在柏拉图看来，理念的真是所有真的集合体，比如品德、智慧、教育。当一个人能驾驭真并有所作为，才算是模仿了真理。而诗人，比如荷马并不拥有治国之才，杀敌之勇或育人之德;既然无所成就，只是以文字游戏魅惑人心，实在算不上是真理的模仿者，其诗歌作品也就无益于真理的传输和教化。诗歌模仿只是一种玩意，不是正经事。柏拉图总结道，即使一个人拥有多方面的真知识，他宁愿做诗人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做一个能以哲学和智慧参透理念的真英雄。因而诗歌的模仿应让位于哲学的逻辑和理性。这是由艺术模仿不能体现真理而推导的结论 柏拉图与后世人的模仿论分歧主要源于他的理念说。理念真的存在，使得艺术模仿难以正名。而当理念真被披上了实用的外衣化身为品德或智慧，它们需要为哲人、将才、实干家所用，而不是诗人。柏拉图认可艺术模仿现实，只不过不是现实的真。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