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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官职业道德探析 　　【摘要】清末改制以来，行政司法不分的格局得以改变，司法官员从行政序列中独立出来，司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当局通过制定法律、行政命令甚至党内纪律的形式对司法官员的职业道德进行规范，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实践背离文本的情况却是常态，司法权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现实也使得司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成为无源之水，司法官职业道德也随着国民政府的日益溃败而江河日下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 司法官 职业道德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自清末变法修律以来，司法官员从传统的行政官员序列中独立出来，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职业群体初步形成。司法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司法官员的职业行为乃至个人的道德操守都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就要求司法官员不但要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的社会经验，更须具备高尚的人格、清廉的品行以及良好的社会声誉。这些高于普通行政官员的职业道德要求，超越了中国社会传统意义上的“官德”、“官箴”的内涵，更多的融入了西方社会对于司法独立所引申出的司法官员所必备的职业素养的道德追求。经过清末、南京临时政府以及北洋政府时期的理论酝酿以及制度建设，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于司法官员的职业道德的制度设计在因袭旧路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特点 “司法党化”：司法官员职业道德的政治保证 清末立宪变法的过程中大量参考和吸收了德日等国的司法制度，其中就包括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中实行的司法官不党的原则。例如《法院编制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司法官不得“为政党员”。辛亥革命后建立起的南京临时政府在民国元年颁布的《法官不得入党令》中规定，司法官员不得加入任何政党和社团。北洋政府时期也明确规定“司法官员禁止参加一切党派及任报馆主笔。”清末延续下来的司法不党的原则，固然是因为当时的政党政治不甚发达，但是至少在理论层面，此举有利于保持司法官员超然于党派和政治斗争，对于保障司法独立具有重要作用 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领域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司法不党的原则被废除，司法党化原则得以确立。这一原则的出台是直接根源于国民党政治理论的变革。孙中山先生在经历数次革命失败的洗礼后，修改了以往的建党和建国的策略，提出了新的更加完整的“党治理论”。所谓党治理论，即“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将“政党建立在国家之上”。“党治理论”在司法领域的集中表现便是废除司法党禁的规定，明确要求司法党化 关于司法党化的具体含义，在当时也存在一定的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司法党化的主体范围。当时的司法院长居正认为，司法党化指的是各级法院的推事和检察官，而不包括司法行政人员。因为只有推检“他们是实际应用法律之人，只有他们是真正的法律实务家，只有他们的行动与态度直接影响人民之厉害与疾苦”。①这种观点也与总理遗教相吻合，即“以党治国”并非意味着“以党员治国”，因此在司法领域也不完全排除非国民党员的参与，而是只要求推事和检察官等直接参与司法活动并且对司法活动的结果产生直接影响的人员的党化 从司法不党到司法党化，这其中的嬗变大到对司法独立的影响，小到对司法官员职业道德的改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司法党化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司法政策甚至执政政策，直接决定了司法官员的职业道德走向，即忠于党国等于忠于法律，这种职业道德的最基本准则贯穿于司法职业的始终。首先，司法党化原则体现在司法人员的准入考试当中，例如1930年国民政府公布的《法官初试暂行条例》规定的考试科目有国文、党义和法律。其中党义包括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②其次，司法党化原则体现在党义与司法的融合上，即以党义来弥补法律的漏洞、克服法律的僵硬，以三民主义为核心对于法律进行补充 总之，通过司法党化原则，加强党对司法的控制，使得遵循党义成为推事和检察官的政治信仰。同时，遵循党义也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官员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实际上按照孙中山的设计，这种党义司法是在强调法律权威的前提下，运用党义对司法进行的改造。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执政后期，司法党化原则进一步异化，造成了司法完全附属于政治，司法完全被工具化。司法官员职业道德丧失殆尽，司法官员也成为国民党推行一党专政、打压异己的工具。司法官员的独立人格无从谈起，司法官员的职业道德要求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勤勉敬业、崇尚法律：司法官员业务活动基本要求 勤勉敬业、恪尽职守、不得滥用职权等是对司法官员业内活动的规范，旨在提高司法官员的办案质量和效率，建立廉洁司法。在1928年，当时的最高法院检察署曾颁发《检察官应奋发从公令》，要求检察官：“……意存宽大而不可流于枉纵，案无积压而不可流于粗疏，庶无渐明慎之古训，而得保平亭之令誉……各法院首席检察官督帅僚属整饬风纪砥砺廉隅，尤以本身作则，树以先声。上关各节，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