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是新闻立法关键.docVIP

程序正义是新闻立法的关键 　　新闻立法之所以多年难以提上议事日程，一些概念客观上难以界定是原因之一，笔者认为唯有程序正义方能解决新闻立法中的难题 立法的过程须严守程序正义 人们一般将法治理解为一种作为实体正义的良法善治，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任何立法都是一种博弈的过程，而良法就是对这种博弈的正视与承认，也是所谓立法“科学化”、“民主化”的体现。否认甚至排除这种博弈，其所制定的法难以称为良法。目前，在新闻立法上，博弈各方在“新闻法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上远未达致共识 新闻法究竟是什么？张友渔先生说：“我们新闻法的立足点，是保护社会主义的言论、出版自由，这应成为主要方面。”我国新闻法最主要的立法依据是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换言之，新闻法既是言论、出版自由的保护法，也是为言论、出版自由划定界限的立法。言论、出版自由是公民的政治权利。根据最新修订的《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只能制定法律”，不得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遑论其他形式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定新闻法只能是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职权。违背了这个基本的立法程序，其制定出来的就不是新闻法，而极可能是新闻管理法 据报载，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委员柳斌杰称，新媒体发言随意，吸引眼球；传统媒体管制严格，面容呆板。一样的传播两个尺度，让传统媒体常常感口义“戴着镣铐跳舞”，环境不公。而新闻立法，将终结这一局而。而对于如何终结这一局而，是放松对传统媒体的管理，还是将新媒体纳入传统媒体的管理模式中，报道语焉不详。要消除人们的疑虑，只能通过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开门立法 再者，新闻立法事涉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与限制，属于宪法性法律规范，理应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一般要通过普通立法来具体化，即通过普通立法，才能使宪法规定的权利和自由成为真正有保障的权利和自由。我国目前并没有将宪法司法化，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也没有通过普通法律予以保障，实践中，言论、出版自由受到侵害时，权利主体无法提起诉讼要求加害人承担责任，这对我国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实现是极为不利的 立法的内容须体现程序正义 从抽象的意义上说，新闻立法并不难，其不外乎规范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界限而已。根据其他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以及国际人权文件的规定，言论、出版自由的界限有三：不得危害国家安全、不得损害社会秩序、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域外的司法实践表明，除他人的合法权益争议稍少外，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都是难以准确界定的概念，相关案件争议颇多。同涉危害国家安全的泄密案，“五角大楼文件案”和“斯诺登事件”就让人难以相信这都是美国的事。不过域外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立法限制言论、出版自由不仅需要合适的理由，还须遵循正当程序。下面，笔者简要介绍一下欧洲人权法院所认可的限制言论自由的程序 欧洲人权法院位于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是基于1950年的《欧洲人权公约》（全称为《欧洲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而创设的法院。法院是一个全职的常设性机构，旨在维护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中提及的部分权利。欧洲人权法院的审理结果为终审判决，成员国必须执行，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部长理事会负责监督。欧洲各国，目前除白俄罗斯外，都是其成员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人权法院就是欧洲各国的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 因《欧洲人权公约》第十条只列举了十项限制言论自由的理由，未明示何种限制言论自由的措施为不合法，故欧洲人权法院在涉及言论自由的案件中，一般都采用“五阶段法”审查某种限制措施是否合适。这五阶段是： 1.案件中是否涉及受公约保护的权利或自由； 2.案件中是否存在着对该权利或自山的干涉； 3.该干涉是否“依法律规定”； 4.该干涉是否符合“合法目的”； 5.该干涉是否属于“民主社会所必需的” 以上五个条件中，前两者是形式要件，后三个为实质要件。不符合形式要件的，欧洲人权法院对申诉不予受理（inadmissible）；不符合实质要件的，欧洲人权法院会裁决成员国违反公约第十条。换言之，申诉人只要证明自己公约第十条项下的自山受到成员国的干涉，那么举证责任就转移给成员国。成员国必须证明限制措施同时符合后三个条件，只有这样其对表达自由的限制方为人权法院所认可 1.对言论自由的限制须“依法律而定” 这个要件的核心术语是“法律”，根据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对表达自由的任何干涉部须有相关国内法律的规定。在这里，“法律”是狭义的，即由成员国立法机关通过的成文法或其他公开法律文件。对于不成文法国家，普通法的规则也是符合“依法律而定”的 2.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必须符合“合法目的” 《欧洲人权公约》第十条第二款详尽地列举了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