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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调控实践中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之路径选择 　　摘 要 税收法定原则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能最大程度保护纳税人的权利，是现代法治主义的象征。我国目前的税收调控实践中，较多的学者对实践中落实法定原则并不满意，但既然税收调控的作用一时之间不能取代，在肯定税收调控的情况下，如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成为当下讨论的热点。本文试从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出发，探索税收调控过程中落实法定原则的路径、方法 关键词 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调控 授权立法 作者简介：杨晓慧，广州市司法职业学校，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司法分校，讲师，研究方向：经济法 中图分类号：D92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6.323 税收调控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有效发挥机制作用，但税收调控必须在法治建设的轨道中进行。税收法定原则虽未在我国宪法中明确确立，但不能否认它的重要意义，随着税法法定原则的呼声日趋高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都明确提出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进步 一、税收调控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税收调控是指通过税收政策的变动，加重或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以此增加或降低其生产经营成本，从而达到调节纳税人的经济行为，引导资源在不同主体、行业、部门或地区间流动，并最终实现一定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运行稳定的目标。从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上看，表现在： （一）税收调控可以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 市场机制的缺陷需要政府的调控去弥补，税收调控中政府为了使纳税人的行为符合宏观经济发展的目标，从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税目、税收优惠等课税要素上对微观主体施加影响，势必会影响主体的行为做出改变 （二）税收法定原则不能适时对经济做出反应 一再强调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的稳定性也不能及时应对经济中出现的突发问题，税收调控能适时针对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例如：房产税的开征就是为了解决房价过高，泡沫经济的问题 （三）税收调控实践中法治建设尚不完备 税收调控应在法治许可的范围内活动，但目前来看，我国在税收法制建设中尚有较多的漏洞，表现为规范性文件的位阶较低，授权立法授权不清晰，税收执法问题重重等等，政府的税收调控之正当化和规范化需要完备的法治建设，但不能一蹴而就 二、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 关于税收法定的界定：张守文先生将税收法定概括为：“税收法定主义，是指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皆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能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刘剑文教授则认为“税收法定是一个基本原则，主要是解决要不要征税、对谁征税、征多少税的问题。但无论如何界定，大多数学者都能认同： （一）税收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是课征税收应经纳税人同意 很多的学者都将“无代表不得征税”作为统摄税法的元理念，英国1689年的《权利法案》、美国 1776 年、法国 1789 年的《人权宣言》都对这一原则进行了规定，确立了所谓“国家的课税权非基于国民代表议会所通过的法律则不得行使”的宪法原则，这一原则就是当下的“税收法定原则”。 资本主义国家大多以宪法或税收基本法的形式明定税收法定原则。这样有助于纳税人权利的保护，也是对国家权力的制衡 （二）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关键在于立法权主体的认定 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定”仅指由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而非指所有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只有最高权力机关通过严格的立法程序的立法才能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在法律制度较为成熟的国度，税收法定原则多表现为狭义上的法律：政府征税和居民纳税的依据仅指由最高权力机关即国会制定的税法 （三）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必须实现依法征税和完善程序制度保障 有法可依是前提，有法必依是核心，执法必严是关键，违法必究是保障，所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不仅在于有较高法律位阶的税收法律制度，还应该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注重税法的贯彻落实，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保障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 三、税收调控实践同税收法定原则之冲突 （一）税收立法主体资格、立法程序受到质疑 按照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税收立法应适用法律保留的原则，立法机关承担立法的主体，行政机关要进行税收立法，必须经过国家立法机关的授权并受到严格的限制。但到目前为止，我国立法机关制定的税收实体法只有四部，其他大多为行政机关制定的，其自身即使立法主体又是执法主体 实践中，2014年底起财政部与国税总局联合发文上调了三次燃油税、房产税的开征、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三部门发布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新税制、还有营改增政策全面推开，所有的实施细则及配套文件的全部“亮相”。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