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伏尔泰《中国孤儿》对儒家思想双重误读.docVIP

论伏尔泰《中国孤儿》对儒家思想的双重误读 　　哈罗德“误读”理论，这一理论被西方评论界们认为是“过去二十年来最大胆、最有创见的一套文学理论。”他在《误读图示》中认为，“文学文本的意义是在阅读过程中通过能指之间无止境的意义转换、播撒、异延而不断产生与消失的，所以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并将误读的手段命名为六个“修正比”，即“克里纳门”、“苔瑟拉”、“克诺西斯”、“魔鬼化”、“阿斯克西斯”、“阿波弗里达斯”，通过这六个修正比，误读得以实现。克里纳门， Clinamen（曲解或误读）这个术语，布鲁姆借用于卢克莱修的著作，意为真正的诗的误读或有意识的误读 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于1754年写了一部“充满了爱”的悲剧，这个就剧本就是《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并成功搬上舞台，据记载，该演出非常成功，自始至终，掌声不绝。究竟伏尔泰为何写出这部以中国为背景的剧本的呢？他自己说过，“这部悲剧来源于马若瑟神父由中文译过去的一出中国戏剧――《赵氏孤儿》”。这部经马神父翻译过去的《赵氏孤儿》，曾在欧洲轰动一时，是我国元代杂剧的佳作，全名为《赵氏孤儿大报仇》，作者纪君祥故事是写我国春秋时晋灵公权臣屠岸贾构陷大臣赵盾，杀绝赵氏家族三百口，唯余赵氏后裔、驸马赵朔的遗腹子（即剧中的“孤儿”）一脉尚存。屠决心“斩草除根”，于是围绕孤儿展开了一场斗争：屠岸贾扬言不惜“尽杀一月以上、半岁以下的婴孩”；而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文臣武将宁愿牺牲自己和亲生骨肉的生命，拼死救护孤儿。最后的结局是：二十年后，孤儿长大成人，得悉前情，亲自擒拿屠岸贾，报仇雪冤 然则，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故事与原作不同。梁启超称 伏氏的创作为“移植”，认为“伏尔泰以其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同胞” 南宋末年，成吉思汗攻陷北京。宋皇临死前向大臣臧惕托孤。成吉思汗闻讯后四处搜捕大宋遗孤，以求斩草除根。臧惕苦思救孤良策，最后决定以亲生儿子冒名顶替大宋遗孤。其妻伊达梅虽然支持丈夫，但强烈的母爱又使她拼死反对丈夫的决定，最后她竟向成吉思汗道出实情，以求保住儿子一命。早年成吉思汗流落北京时曾向伊氏求婚，遭拒绝，现在便以其夫、其子及大宋遗孤三人的性命为要挟，再次向伊氏求婚。关键时刻，伊氏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大义凛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征服者的逼婚，并积极投入救孤活动。与此同时，已被捕入狱的臧惕面对征服者的严刑酷打，始终不改初衷。伊氏在救孤失败后也被捕入狱，决定与丈夫一同自刎以报宋皇以谢天下。成吉思汗又震惊又羞愧，终于下令赦免臧惕夫妇，并收大宋遗孤及臧惕之子为义子。剧本以成吉思汗恳求臧惕留在宫中以中华民族的高度文明教化元朝百官而结束 可以看出，伏尔泰的剧本只是借用了《赵氏孤儿》中的“搜孤”“救孤”情节，他在剧中，把自己的话放在剧中人口中，由他代替角色发言。一个历史学家曾说过：“伏尔泰摧毁了一个旧世纪。”作为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圣之时者”，伏尔泰坚持理性的观点，不断揭露封建统治者和教会的罪恶，猛烈批判老一套蒙昧的经院哲学。他选择了《赵氏孤儿》这部元杂剧，把它改编为他的《中国孤儿》，正是为了通过戏剧形象说明其思想――理性胜于感情，文明胜于野蛮。作者在剧本前面的《献词》中写道：“理性与才智跟盲目而野蛮的力量相比，具有天然的优越性。鞑靼人曾经两次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在上个世纪初期，当他们再度征服这个伟大的帝国的时候，他们就又一次在智慧面前降服了；这两个民族合成了一个，归化在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律令统治之下：多么惊人的大事啊，这就是我写作这个剧本的主要目的。” 在伏尔泰的许多著作中，总是把中国作为文明荟萃之邦，因此，有许多儒家思想被移植到他的剧本之中 该剧主要通过臧惕夫妇的所作所为歌颂了忠义思想，即对君主、对祖国的挚爱与忠诚。臧惕在自己性命尚且难保之际毅然地接受宋皇的托孤任务，并献出亲生儿子顶替大宋遗孤，后又打算以自刎报答宋皇，这是何等的忠义！正是这股忠义之气，使他经受住了各种威逼利诱和严刑酷打，正如成吉思汗手下一名将领所言：“什么危险都不能使他动摇，/什么美言都打动不了他的心。/……他冷眼望着酷刑，/嘴里重复的只有责任和正义。”（第4幕第2场）[4]这里的“责任和义务”就是作为臣子、作为宋民对君主对祖国的忠义之心。臧惕之妻伊达梅同样也体现了忠义美德。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身上体现出来的忠义更有分量也更感人，因为她的内心里存在“情”与“义”的冲突。一方面，她爱儿子，不愿丈夫用他顶替别人受死；她也爱丈夫，对丈夫忠贞不二，另一方面，她也忠于大宋忠于祖国。当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时，她最终选择了“熊掌”，让对大宋对祖国的忠义战胜了个人感情 伏尔泰还极力推崇儒家提倡的仁德政治主张。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