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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9 一、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 (一)需求拉动 当国外出现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时,一方面国内商品相比国外商品显得更加便宜，由此造成该国对外贸易出口需求；另一方面又会减少本国居民对国外进口商品的消费，而转为增加对本国商品的消费，一增一减，最终引起国内社会总需求的增加。而供给在短期内具有黏性，难以及时扩大，导致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最终引起整个物价上升，这就是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这也就是凯恩斯学派所谓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二)国外输入 1.粮食进口因素 对于粮食而言，受产量下降、需求增加的影响，世界粮食库存下降，国际市场粮食供需关系总体趋紧。世界粮食价格自2006年9月份起持续上涨并延续到今，导致我国在进口粮食上的成本日益上升；而粮食价格上涨推动了与粮食有关的食品价格走高，并通过饲料的传导作用推动肉类和奶类等食品价格上扬。根据“一物一价”原理,进口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会构成国内物价水平的一部分,从而造成“通胀”进口的现象。 2.石油因素 目前由于全球经济增长带来的石油需求增加以及其它因素导致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日益攀升。对于石油我国在国际市场上还缺乏发言权，对待石油价格上涨我国只能被动接受。而我国是石油进口国，全年进口石油量相当庞大。石油价格的上涨最终引起整个社会价格总水平的上升。 (三)外贸顺差 我国持续的经常项目盈余导致外汇供给持续增加以及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强制性结汇、限制性售汇的外汇管理制度。出口企业的全部外汇收入必须结售给外汇银行。银行为保持头寸，手中若有盈余，就必须在外汇市场上抛售外汇。在浮动汇率制下若没有外增的外汇需求，必然导致外币汇率的持续下跌,本币持续升值。而我国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央行被迫大量持续买进外汇,形成虚增的外汇需求。强行使汇率稳定在几年来的大致不变水平。在央行被迫大量买进外汇的同时,增加了大量的基础货币投放，这些基础货币再乘以货币乘数，最终导致货币供应量就急剧增加，使社会总需求增加。 (四)生产要素成本 我国在过去对各种生产要素都没有市场化，价格在行政指导下被人为压低，没有传递到通胀中,构成隐性压力。要素价格改革和公用事业改革后，各种资源价格开始上升，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些都使得成本向最终产品价格传递，造成现实的物价上涨压力。例如,随着劳动者保护政策的不断出台，以及收入分配改革的展开,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已连续4年实现两位数增长,超过同期GDP增长率，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加之由于土地供应量减少等政策和市场原因,近三年土地价格出现爆发式增长，加剧了成本压力。 (五)宏观经济政策 由于最近几年我国长期实行以刺激总需求为中心的财政货币政策，银行下调存贷款利率，从而使得过多的资金流入企业，促使企业投资规模不断增长，导致市场流动性增加和银行贷款规模的扩张，从而货币供应量增加。 今年以来，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传统因素和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因素对大国关系的影响都在上升。大国关系呈现以下特点： 　　一、“总体稳定”保持。大国关系基本保持稳定，更富弹性，主要大国间直接对抗的可能性较校大国关系的战略矛盾不会因为相互间有合作而消失，也不会因相互间的斗争改变彼此合作的基本态势，但合作中竞争的一面在加剧，借重中牵制的一面在发展。美全球战略调整和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成为引领大国关系新一轮互动的关键，中美间又合作又相互制约的态势成为影响大国关系全局的一条主线。 　　二、“逐利竞争”激烈。各大国更加重视经济外交，特别是围绕着战略资源、能源产地、能源通道的竞争加剧，加紧博弈，能源外交活跃，因竞争引发的矛盾与摩擦增多。油气资源事关各国核心利益，油气供给大国越来越趋向于以资源为工具，施以政治影响，构建于己有利的大国关系。俄乌天然气之争；俄反制美欧“颜色革命”；伊朗重炼浓缩铀；中东海湾伊斯兰极端化；委内瑞拉加强与古巴、玻利维亚的联系；尼日利亚、苏丹、安哥拉等非洲产油国政治外交上更为活跃与独立等都揭示出政治外交后面的经济因素日益复杂，各国对能源、资源的竞争将会持续作用于西西、南北关系的发展、演变。 　　三、“因时谋势”多变。各国的战略重点和关切并不相同，根据不同的利益需求组成不同的集团，中美英中美日、美欧俄、中美俄等多组战略三角关系复杂互动，一些传统三角关系趋于活跃。美欧与俄结构性矛盾的一面渐趋明朗，俄对美欧关系处于守势。美欧关系走出伊战阴影，重趋协调与合作；美俄关系复杂面凸现；欧俄关系热度下降，战略互信下降。同时，中美在合作中摩擦增多；中俄相互战略需求增强；中欧关系稳步发展，但也面临新问题。 　　四、“新老互动”明显。中国、巴西、印度、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影响扩大，越来越成为影响大国关系和世界力量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新兴经济体国情各异，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扼守战略航道，地处反恐前沿的“不稳定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