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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价值的预设与生成 　　[摘要]道德教育作为伦理学体系的归宿，其方法的选择常由伦理价值的预设所决定；反过来，道德教育作为伦理学实现其社会作用的桥梁，其方法的选择又决定着伦理价值生成的效果。因此，立足二者的辩证关系来考察伦理价值是“被给定的”抑或“被提供的”或“被生成的”之源发轨迹，或许有助于探索道德教育的方法，提升道德教育的有效性。 [关键词]伦理价值　道德教育　被给定　被提供　被生成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2-0044-04 伦理学是一门关于道德的科学。道德广泛渗透的存在方式，决定了伦理学价值实现的载体――道德教育形式的多样性与方法的灵活性，诸如文学、艺术、法律等非显性德育课程无不蕴含着伦理的价值，承担着隐性德育的功能，发挥着育人的作用。这在弥补了显性德育不足的同时，也启迪我们反思伦理价值如何更为有效地生成。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必然涉及伦理价值的生成方式。进一步说，伦理价值作为人们行为的导向，它是“被给定的”还是“被提供的”，是来源于先验的假设还是经验的总结，是需要被认识的还是需要被证明的，将直接影响到伦理价值生成的效果。 一、“被给定的”伦理价值 伦理价值是伦理学的内核，也是不同伦理学相互分野的界点。基于不同的伦理价值的主张，史上形成了目的论伦理学、德性论伦理学、义务论伦理学三大形态的规范伦理学，其中虽内含着形形色色的伦理学流派，但都以筹谋好的生活为研究指归，在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是一门规范科学也元不可，虽然对此也有伦理学是事实科学的挑战和质疑。这个争论可以暂时搁置，姑且讨论一点，或许正如樊浩所说：“原则与规范是伦理学的核心……存在于伦理学和伦理生活中的最大难题并不是规范与事实的区别，而是：如何证明道德规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换句话说，作为体现伦理价值的道德规范是如何被确定的?来源于神的启示抑或圣人的教导?这两种认识的根源都有案可稽。在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中，没落的母权制是这样被新生的父权制所战胜的：维护母权制的依理逆司神在“杀母是最不可赎的大罪”的规定下，依法追究奥列斯特的罪行；代表父权制的阿波罗则庇护奥列斯特无罪，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雅典娜作为审判长投给奥列斯特一票，宣告他弑母无罪。于是，母权制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被雅典娜决定性地一票彻底颠覆了，代之以父权制时代的开启，一种新的秩序开始了。也就是说，父权制确立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仅仅来源于雅典娜具有神启的一票，这一票却扮演了立法者的角色。无独有偶，类似的事情同样发生在中国的神话中。传说宇宙初开，天地间只女娲与伏羲兄妹二人，为延续人类，相议为夫妻，又自觉羞耻，斟酌不定，兄求于天，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这才有了后世子孙。烟散烟合之间，兄妹羞耻为难之事，“天意”就此代劳。除却神启之故，圣人的教导也有渊源。不论是先秦的哲人，还是现今的学人，“在伦理学的研究中，伦理学家确实存在一种癖好：总是以立法者自居，制定或宣断一些道德规范……当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总是忘记首先进行一个追问：自己作为立法者……的合法性根据是什么?”当这个问题一再被忽略，伦理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独断论的产物。应对“为什么要诚实”的疑问，答案也只能是“你应该诚实”这种同义重复的空洞废话；或者是“诚实是好的品质”这种来自较高级层次的规范的解释，那结果也只能是叠加疑惑。因为，追问到最后势必演变为最高级的道德规范其合法性与权威性如何给出?是再次同义重复，还是不可定义，抑或像雅典娜那不具有解释性的一票一样，真理就掌握在教导者手里，因其特殊的身份先天就拥有了无须解释的真理的裁决权?如此，伦理价值在其源头上不就成了“被给定的”先验存在吗?这种情形恰如卢梭在《爱弥儿》中对“高尚教师”的处理：当他在认真描绘出“一个教师!啊，是多么高尚的人!”的形象时，却又发出这样的困惑：“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是不是找得到呢?这我是不知道的。在这堕落的时代，谁知道一个人的灵魂还能达到多么高尚的程度呢?”但他马上“假定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找到了”。问题在于，那样一个完善的师者是如何产生的呢?从学生到成长为老师再到造就学生，这种轨迹才是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规律，也才具备了可操作性，否则卢梭的教导同样将沦落为某种规范教育。毕竟他不论如何主张，在其理论的源头，他是将合乎他要求和标准的师者“凭空杜撰”出来的。这种既不符合理性逻辑的推演、也不遵循人性偏好的选择，空投给定似的“伦理价值”必然在道德教育中产生价值的碎片，难以构建起自圆其说的系统理论。 这就决定了由之主导的道德教育在实践中要么采用价值灌输的说教方法，要么采用利益诱导的激励方法或惩戒方法。对于道德教育来说，这些无疑都是灾难。前者可以见于卢梭对种种道德教育对话所作的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