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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法与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 　　摘要：侵权法应该以效率最大化为导向，而效率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发展中国家的侵权法需要更多采用明确的标准，特别是损害赔偿中需要统一费率;更多的采用严格责任形式和行政监管手段。根本的是事故法要以效率为导向，最小化事故损失和事故预防成本之和，实现财富最大化 关键词：侵权法;经济发展;效率;财富最大化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7-000-02 在《所罗门之结―法律能为战胜贫困做什么》书中，作者透过法学和经济学组合的棱镜，探寻了法律与国家繁荣的秘密。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因就是经济自由的法制化，即要创造发挥作用的财产法、合同法和公司法。经济自由的法制化能够克服双边的信任困境，实现点子与资本的结合，这是创新的源泉。通过创新的来促进发展，可以节省资源的消耗，最终实最大化的可持续增长。笔者认为书中第十二章关于侵权法（事故法）的讨论是值得关注的，作者对于侵权法的全新理解对于我国侵权法的修订具有重要意义。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移植法或者嫁接律制度的时候，不能照搬原文，需要加以调整以适应根基性的制度。本文结构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概括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第二部分运用第一部分理论来分析中国法律制度中的具体问题，主要是侵权法第17条;第三部分论述关于侵权法的目标与经济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视角下的侵权法理论 在这一章中，作者了主要讨论了事故的防范的激励和事故风险的分散。作者提出了以下的观点： （一）事故法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 作者在这一章反复强调的就是贫困会让事故变得更多，也让事故法的实施达不到社会预防的最优甚至次优水平。作者提出了“不怕判决”和“不受审判”两个概念。前者是指由于缺乏资产而无法赔偿的人;后者是因为资产充足而能够应对高昂司法成本的人。由于保险的存在，侵权法的首要目标是预防，而非赔偿。但是在落后国家，穷人无力购买保险，贫穷国家的现况支付费用更高。因此，这既影响了事故的预防，也影响了风险分散 （二）侵权法应该制定更多清晰的规则标准和损害赔偿金的法定条款 关于标准和规则的争论是法理学的经典论题。一般来说，规则常常会引发规则与社会政策之间的紧张，如果适用规则时不考虑纠纷的具体情况，就无法完美地实现社会政策。标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即要获得实质正义而不是形式正义，但是标准给了审理事实者更多的裁量权，因为依据标准就必须发现、权衡和比较更多的事实，这就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滥用开了道。作者支持发展国家在事故法中引入了统一费率的损害赔偿。当法律规定了统一费率的损害赔偿时候，法院就不必听取关于赔偿金的讨论了。在侵权相关法律的规定并不少见（如下文将会分析的同命不同价制度）。当然，这种一刀切会带来一些个案的误差损失，但是当统一费率规定所节省的费用大于因误差带来的损失的时候，这就是合理的法律策略。虽然实质正义因为统一费率大打折扣，但这是一个规则之治所应当付出的代价 （三）严格责任与监管 在书中作者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在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多运用严格责任和行政监管。严格责任在初民社会中应用很广泛，波斯纳认为它是一种温和的保险，加害人成了受害人的保险人。 但这种保险是否有效率呢？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在发展中国家穷人更少去购买保险，而事故法中的加害人（典型的如工厂、驾驶人等）更有可能成为偶然事故中的加害人，而且一般来说这些人也更为富裕（或者更愿意去买保险），因此比相对贫穷人更适合充当偶然事故中的受害人的保险人。 然而，在严格责任体制下，赔偿的数量以及赔偿产生的交易费用都会增加。相比之下，过错责任更有效率的原因在于减少了赔偿和诉讼的数量。作者显然意识到此问题，所以建议发展中国家更多适用监管的手段。监管的措施可以降低因赔偿和诉讼而发生的交易费用，这样可以大大降低诉讼成本并减少诉讼数量。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严格责任仍可能是制度一种合理制度安排。而这也是国内多数学者在分析此问题时候，没有意识到发展水平不一样会对于事故法产生的影响 总结下，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观点是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了事故法的事前预防和事后损失分散。侵权法需要更多采用明确的标准，特别是损害赔偿中需要统一费率;更多的采用严格责任形式和行政监管手段。根本的是事故法要以效率为导向，最小化事故损失和事故预防成本之和。以上的理论将会贯穿在本文第二部分的制度分析中 二、《侵权责任法》第17条的再思考 第一部分的理论将会应用到本部分对于我国具体法律制度的分析：《侵权责任法》第17条。这在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都引起了大量的讨论，激发了奔涌的学术思考①。在这些讨论中，也充满了对这个条文的误读。笔者将主要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或者是效率的角度来尝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