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经济学视角下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思考.docVIP

信息经济学视角下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摘要：从信息经济学视觉看，治理民主相比西方选举式民主更强调选举之后的权力监督和治理绩效，强调通过各种透明类举措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单纯的“西方选举式民主”不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要求。“治理民主”和其所追求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较好解决中国的问题 关键词：治理民主；西方选举式民主；信息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D6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0-0017-04 当前，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各种矛盾、挑战与机遇并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和改革攻坚阶段的顶层设计高度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深入理解这一重大命题背后的逻辑、重点和挑战，将决定中国能否避免深化改革“碎片化”“盲目化”和“不科学化”，能否分清轻重缓急，理顺操作脉络，调控推进力度，最终平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三者关系，确保顶层设计取得最终成功 一、对几种改革方案设计的简要评析为了进一步厘清“治理”的本质，本文对近年来几种有代表性的有关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进行比较研究。给予改革清晰时间表的是周天勇的政治体制改革报告。他认为大国改革必须循序渐进，建议首先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然后是人大政协改革，最后攻坚社会制度改革，力争到2049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郑永年也承认大国改革风险较大，他认为首先要进行基本国家制度建设，没有健全的法治、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和亲商的金融制度，就没有政治改革的基础。待基本制度完善之后，再推进党内民主和更大范围民主。第三个方案是华炳啸的“宪政社会主义”。在他看来，党权、政府治权、司法治权和人民主权如果没有宪政统揽就会相互矛盾冲突，因此必须以宪政为核心进行顶层设计。“左翼自由主义”的代表周保松则借鉴以罗尔斯（John Rawls）、德沃金（Ronald Dworkin）、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森（Amartya Sen）等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左翼哲学家主张，认为中国深化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经济上用“财产所有民主制”保障人民不受市场竞争的恶性伤害，政治上实行宪政民主。张木生提出改革要深化，不用舍近求远，应该回归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的主要思路，即建立国家基金，人人有份，确保低收入群体能够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基金从现有超过一百万亿的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中产生，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全方位改革 这五种方案，从不同领域对中国改革进行顶层设计。但如果根据民主类型划分，这些方案殊途同归，其核心都是实行西方选举式民主，把“竞争性选举”当作深化改革的最终目标和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内容。其中周保松和张木生看似更关注经济改革，但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上，还是遵循了西方宪政民主的传统路径。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探索30多年，走出了一条超越西方式民主的理论新路，这时如果再回过头来用早已“分道扬镳”的西方民主理论来进行顶层设计，必然会使深化改革之路走入歧途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党及时提出了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杨光斌的解读，“西方选举式民主”强调选举程序而忽略选举之后的有效治理是其硬伤。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强调制度绩效和有效治理，具有替代西方选举式民主的巨大潜力。②有效治理包括三个部分，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三个治理主体协调互动，能够弥补单一主体的治理失灵，是对“西方选举式民主”选举一结束就万事大吉这一逻辑的重大纠正和优化。他因此提出了两种民主类型，一种是“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一种是“治理民主（governable democracy）”。③治理民主和其所追求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二、“治理民主”的本质是克服信息不对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与之配套的“治理民主”类型是一个全新范式，目前对其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笔者这里引入与治理理论密切相关的信息经济学来进一步拓展对治理民主的认识，从而为以治理民主为核心进行顶层设计的政治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作为当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不对称”对市场资源配置的影响。例如在农贸市场中，毒大米用白蜡油抛光可以保持鲜亮但有害健康，而只有卖大米的商户掌握白蜡油使用信息。信息不对称出现在拥有大米是否被白蜡油抛光信息的商户和不知情的顾客之间。信息不对称带来“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道德风险指商户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欺骗顾客，赚取不正当利益。逆向选择指开始只是少数商户欺骗顾客，随着其他商户担心吃亏而效仿，逐渐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前述例子中，商户隐蔽白蜡油抛光信息而欺诈顾客就是道德风险，越来越多商户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