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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纳兰性德文学思想的解读 　　摘要：作为清初著名的满族文人，也可能是最著名的满族文人，纳兰性德在我国文学长河中闪耀着特别的光辉，而之所以纳兰性德能够在身后获得极高的赞誉，这与其本身的文学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为此本文就纳兰性德的文学思想解读进行了具体研究，这一研究主要集中在诗学、赋学、词学等三个部分 关键词：纳兰性德；文学思想；比兴 在纳兰性德活跃的清初，这一时期最尖锐的矛盾就是满汉民族矛盾，而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满族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实现满汉融合，而纳兰性德就成长于这一环境中。虽然纳兰性德本人自小便处于锦衣玉食的生活之中，但他自小便胸怀大志，而后其通过科举身居高位，但骨子里却一直是一位伤感至极、悲情至性的贵胄公子，这对于其文学思想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一、诗学思想 作为清朝最著名的满族诗人，纳兰性德十分钟爱作诗，甚至于在年少时便屡得佳句，这也使得其诗学思想是其文学思想的主要体现方向之一。在纳兰性德的诗学思想中，“必宗三百篇”可谓是贯穿这一诗学思想始终，我们可以将其视作纳兰性德最重要的诗学思想。在笔者对纳兰性德的诗句研究中发现，纳兰性德无论是诗论还是语句，无不是“三百篇”的继承与学习。由于诗经本身对现实主义精神多有体现，这使得较为喜爱反映社会现实、展现民生疾苦文学作品的纳兰性德一直对诗经爱不释手，这也使得纳兰性德认为诗词应起到反映现实作用，从这一思想我们能够清楚看出其受诗经影响之深。艺术的基础源于生活，而受“诗三百”影响的纳兰性德更是以生活实践作为自身创作的基础，而其本身补社稷、济苍生的人生理想也使得其对“诗三百的”崇尚程度不断提高，受这一影响纳兰性德对于学习“诗三百”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也进行过阐释[1] 二、赋学思想 纳兰性德对于赋的重视程度较高，甚至于在《赋论》一文中对赋体的源头、特征、创作原则、文学地位等进行了具体的研究，而想要了解纳兰性德赋学思想，我们仍旧需要从“诗三百”入手。在《赋论》中纳兰性德提到“诗有六义，赋居其一”，这说明纳兰性德认为赋与“诗三百”是密切相关的，而依据“诗三百”标准对赋及赋作家的评价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在纳兰性德对赋的研究中，我们能够清楚发现纳兰性德对于屈原、荀卿等赋作家的推崇，而这就源于这类赋作家秉承了“诗三百”精神。此外，受“诗三百”影响，纳兰性德认为赋这一铺张艳丽的问题也应遵循“诗三百”提倡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2] 除了受“诗三百”影响外，其对于司马相如这一作赋圣手所提出的“赋家之心”也持肯定态度。所谓“赋家之心”是司马相如总结的“赋并非华而不实，也是寄托赋作家思想情志的载体”赋的本质认识，而基于这一认识纳兰性德在《赋论》中提到“推相如之意，盖真有所谓不可传者哉。其可传者，侈丽闼衍之词；而不可传者，其赋之心也”，由此我们就能够看出纳兰性德对于“赋家之心”的肯定与推崇。在纳兰性德传世的最著名赋作品《灵岩山赋》中，其通过“问吴宫之故址，伤越国之兵屯”一句较好的传达了自身对朝代更替必然这一历史观点，而在“信斯岩之有灵兮，亦何异乎林屋之终塞”一句中则阐述了自身向往隐居生活的思想，由此我们不仅能够看出纳兰性德对于“赋家之心”的推崇与应用，也能够看出在纳兰性德心目中，赋是不能被忽视且不可取代的文体[3] 三、词学思想 提到纳兰性德，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另其声名鹊起的词作，纳兰性德船时词作400余首，且有不少传世名篇，由此我们就能够看出其在词创作中所具备的独到之处。对于词的研究，纳兰性德在《填词》中提到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由此我们能够清楚了解到纳兰性德对于词由诗歌演变而来的这一直观认识，以及其所具备的“比兴此焉托”词学思想。所谓“比兴此焉托”指的是“使用比兴手法进行词的创作”，这里的比兴源于“风雅颂赋比兴”之说，其指的是以含蓄的手法来寄托情志、表达感情，是中华民族诗歌的批评方法之一，朱熹将其称为“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在纳兰性德的词作中，其经常利用比兴手法将将情感神思寄寓于各种意象，这不仅与其词学思想有关，更是因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情感隐喻难言的生活有着较为紧密的连续，在《饮水词》中运用比兴手法创作的词作颇多，我们由此也能够看出纳兰性德对比兴手法应用的纯熟程度。例如《好事近》中的“马首望青山，零落繁华如此”、《采桑子（塞上咏雪花中的）》中的“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等都属于这一比兴手法运用的典型[4] 除了“比兴此焉托”词学思想外，纳兰性德还具备着对“花间”情有独钟的词学思想，而这种情有独钟来自于纳兰性德对于花间派词作“蕴藉”特点的欣赏。“花间词”兴盛于晚唐五代，以体制精巧、手法含蓄、主题饱满而享誉词坛，而含蓄蕴藉的风格正是其本身具备的特点。因受“花间词”的影响，纳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