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治理现实困境改进路径.docVIP

农村基层治理现实困境的改进路径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模式已在全国实行三十多年。当前，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变革，农村基层治理环境发生了深刻改变，给以村民自治为主的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问题，包括现有自治单元难以发挥作用、农村家庭矛盾增多、乡村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为此，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需要鼓励基层自治单元创新、增强农村组织治理能力，整合乡土社会现有资本、重构乡村传统价值体系，改革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构建多元协作供给模式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农村的稳定发展与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密切相关。在传统农业社会，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农村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因而，只有抓住农村这个“基础”，对农村治理能力这个根基进行审视，才能更好地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着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社会由单一、封闭走向多元、开放，对旧有的乡村秩序和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完善农村治理体系、增强治理能力，成为当前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挑战，也成为现代国家建构中一项重要的任务 当前农村基层治理的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会经济发生着深刻变革、冲击着旧有的乡村秩序和治理体系，以村民自治为主体的基层治理面临新的挑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有自治单元作用有限 自20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我国农村采取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代表着国家政权机关设在乡镇，而乡镇以下则推行以村民为主体的自治制度，即以行政村为自治单元的自治制度。进入21世纪，为了减轻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的负担和国家财政的压力，大力推行合村并组，行政村的数量急剧减少。据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村民委会从2000年到2014年，由73.5万个减少到58.5万个，总数减少了1/5，平均每年大约减少1万个村民委员会，每天大约有30个行政村消失。行政村的合并有利于减少农村治理的经济成本、为农村土地流转创造空间。但村组合并使行政村的管理范围扩大，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更大的挑战：首先，强化了村民自治组织的行政化倾向。合村并组后，威胁农村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加，一些乡镇政府出于维护农村稳定的考虑，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影响新的村庄政治。例如为了平衡原来各村组间的人事、减少矛盾，在村支两委成员的选举中乡镇府直接出面劝退一些竞选人，这样一来，村级组织与乡镇政府的指导关系就变成了直接的行政干预。此外，新的村庄干部由于对合并后新村的村情村委缺少了解，缺乏治理权威，因而在工作中也希望能够借助乡镇政府的权威。由此，深化了乡镇政府对村级组织的行政干预，挤压了以村民为主体的自主性治理空间。其次，弱化了村庄管理的社会基础。合村并组后，增加了信息了解的难度，离散了村庄原有的组织架构，摧毁了原来的“熟人”、“半数人”社会，改变了村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对集体的认知。村庄管理范围的扩大使原有的小范围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割裂，村庄治理的社会关联被削弱，村民间的利益整合和集体共识达成更困难。在此情况下，村民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利益纠纷增多，农村治理的治理绩效大打折扣。上述问题表明以行政村为自治单元的自治制度难以发挥作用，村民自治制度进入发展瓶颈 （二）农村家庭矛盾屡见不鲜 传统乡村社会表现为“差序格局”，是一个礼治社会，是以传统的人伦道德为依据建立起来的共同体，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护不需要靠外力维持而是以从教化中养成的礼维持。在此环境中，良风美俗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资源，使乡村社会秩序井然。但当前的农村，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导致农村传统观念的淡化和良风美俗的损蚀。维系农村社会和谐的家庭秩序被打破，农村家庭矛盾增多，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其一，“空巢”老人赡养问题。人口流动带来的“空巢”老人养老问题不容小觑，根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14年底，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亿，空巢老人突破1亿，失能半失能老人达到3500万，按照相关统计计算，到本世纪中叶，每3个中国人就会有1个老人。在中国养老基本上都是倾向于家庭养老，农村尤其如此。受市场经济浪潮的影响，利益追求已成为外出务工年轻人的新价值观，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几乎快被涤荡干净，加上空间上的隔离，年轻一辈要尽孝道，基本不太可能。留守老人基本都是自食其力，繁重的农活、疾病的困扰、精神的空虚，都不利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其二，留守儿童问题。据全国妇联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0多万，占农村儿童的37.7%，占全国儿童的21.88%，重庆、四川、安徽、江西等地的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的比例已达到50%。由于父母外出，孩子在家由老人看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