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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视角下的中国古代法治传统 　　摘 要：现代法治实质上是承认法律至上的一种价值追求，而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法治”与现代“法治”之间具有深层次的差异，这种差异从法律文化角度阐释就是中国的“法治”传统自近代以来一直被看成是维护“专制”的统治工具，这也是中国传统法治与现代法治的根本区别 关键词：工具理性 传统政治 法治 近代以来尤其是受梁启超先生思想的影响以来，多数学人都认为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都是“君主专制”统治的社会，一时间，专制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代名词。然而，“君主专制”是18世纪才产生于西方的概念，把这样一个西方的“帽子”扣在中国两千多年传统政治社会中似乎太过牵强也不合时宜，因为即便是君主也是在默认了的“儒表法里”的政治秩序下来统治王朝国家的，而不是完全按照君主的意思来进行统治的。细细观察，“法治”在古代社会的政治统治中一直居于比较强有力的地位且从未中断过，只不过在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中，“法律”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工具为统治者服务，它的至上性没有得到体现或从未把它提高到那么高的层次，因为在世袭制的古代王朝国家中，天下国家、天子等理念使从士大夫到贫民阶层都完全臣服于君主的统治，全天下都把希望寄托在贤明的君王身上而不是良效的法治上，这也就不可能把法治作为一种至上性的价值追求放在很高的地位并努力建设法治社会 1 大一统的世俗政治追求与法治 春秋以降，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现实逐渐向以实力为标志的世俗权力发展，大一统的政治权力使法律降至工具的地位，难以成为至上的权威。中国的文明时代从夏代始，但夏代的历史因缺乏可靠的文字记载而无从查考。我们可以用事实材料加以佐证的历史由殷代盘庚开始。殷商时代的中国人也和同时代的其他地域的文明人一样盛行着祖先和自然崇拜，“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帝的至上性无疑是殷代王权至上的反映，神是人创造的”。这说明了殷人宗教意识的世俗化倾向，是王权不断膨胀的反映。到周代虽然还保留着对天地的原始崇拜，但是为论证“王”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王权神授、天子独尊的观点，因而把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合而为一。春秋战国时期，长期的政治动荡、混乱与无序，诸侯国之间此起彼伏的军事争夺，迫使人们用新的角度和眼光来审视所面临的社会政治现实，儒、墨、道、法各家纷纷登台亮相，他们为君主献计献策，为天下一统寻找理论根据。诸子百家讨论的似乎是不同领域的问题，实非如此，他们共同关注的焦点是治乱兴衰问题，他们奔走游说、著书立说，都是言治乱之事，各家之间的区别只是技巧与方略的不同，其内在的取向和价值是一致的 诸子百家中，法家以重法而著称于世，韩非子是其集大成者。他与其他思想家不同，在处理君主与国家、君主与社稷的关系问题上，他与儒家主张的国家之利高于君主之利学说相反，直截了当地提出君利中心说。天下是君主的私有物，国家只不过是君主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在韩非子看来，”法”是君主治国的不二法门，“法”的目的是为了“治事”，即所谓的尊公废私。“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韩非子“道和者乱，道法者治。”（《韩非子“上法而不上贤”。由此观之，韩非子所说之法只不过是君主手中的治国工具，其理论核心就在于维护君主的绝对专制统治 春秋战国的巨大社会变动，极大地推动了世俗权力即王权的发展，诸子百家的学说为王权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和说明。理论与政治现实的合力使世俗权力最终发展为专制皇权这种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法”和其他范畴一样都绝对地降至次一级的层次，即工具层次，成为专制皇权的附属品。这种工具性的定位决定了它未来两千多年的发展趋势与历史使命，使它无法也不可能成为至上性的权威。与春秋战国大体同时代的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却是另一种文化景观，它虽然与春秋战国一样，在同一文化区域和同一民族范围内，呈现出许多国家并立的局面，但古希腊人却把各城邦的独立自治当作常态接受下来。城邦之间虽然也经常发生战争，但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夺霸权，而不是兼并土地和人民。在古希腊，城邦被视为平等的自由公民的自治团体，它在本质上是民主的，没有民主就没有城邦 由于古希腊较为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民主自治的文化性格，使得他们没有追求统一的内部驱动力，一个小规模的政治实体就是一个国家，它对外独立，对内享有完全的自主权。在古代希腊，城邦本位主义有着深刻的宗教根源，城邦既是政治共同体，又是血缘和宗教的共同体。因此，思想家们考虑的核心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政体才能使公民过上更优良的合乎正义的生活，以及由谁制定什么样的法律才能更有效地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才不致遭受人的恶性因素如偏私等方面的侵扰。在古希腊由于没有天下统一的需要，因而也就不会发展为中国那样的专制王权，他们以城邦制度为依托，树立起法律的权威。两种不同的政治背景，塑造了不同的法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