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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物化与态度的流变 　　《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是英国当代著名汉学家雷蒙“被注视者”的“文化物象”进行时间轴分析，向读者生动地展示了“注视者”（欧洲）眼中中国形象的流变。本文着力研究《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的“被注视者”――中国，由于形象本身被“物化”，成为了某个时代的隐喻象征。与此同时，这个形象又被附着在后殖民主义的西方话语里，呈现出双方漫长岁月的历史变迁 跨文化自然会产生诸多问题，误读就是其中会出现的现象，英国汉学家雷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的前言部分谈到：“1958年，我来到了中国，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我过去读过的许多东西是不准确的。”为此，他渴望通过自己的表述改变欧洲对中国的错误看法，他在“欧洲”与“西方”之间周旋，在其他领域的知识里徘徊，收集了大量的佐证资料，完成了这本书，尽管从某些角度看并非完全正确，但雷蒙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都是当代比较文学中研究东方主义的优秀范例，在这样的光环下，作者及作品达到了社会公认的地位。诸多海外汉学家由于观察视角与观察立场的不同，很快便开辟了一条“汉学主义”的研究道路，《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正是“汉学主义”的产物，而赛义德关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最初探讨给“汉学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正是这种“东方主义”的方法论给海外汉学家带来了很多的启示，以《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为例，书中作为“注视者”与“被注视者”的线索被固定客观地保留，而作为后殖民主义的话语，中国的形象被赋予了一种类似“物化”的形象，如同资本主义的商品一般被有意识地摆弄，只有商品的价值变动才能让欧洲人的态度得以改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根植于西方文明最原始的资本积累欲望之中，并为他们的态度而转移 一、话语的力量：“变色龙”是对话语境的中庸表达 雷蒙“中国变色龙”作为中国形象的总体概括，简单而富有深刻的隐喻，一方面，“变色龙”表达了欧洲态度发生转变；另一方面，暗含着中国的历史变迁。作者在书中描述的语言是平实而谦虚的，并不使用鄙夷或浮夸的口吻。但无论作者如何努力地做到客观而公正，都不可能摆脱本土的语境，远离政治和经济的文化因素，任何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都将面临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的文化选择问题，最重要的是，作者的话语如何能使问题变小或者弱化，“那么，能不能用完全属于本土的话语来和他种文化进行对话呢？”这显然是不明智的，在漫长的历史岁月无意识的熔炉中，要想寻找另一种纯粹的与本土无关的话语是不太可能的，而且这种“纯粹”在文学作品与现实社会中显得苍白和无趣，作者的最佳方案无疑是成为一个“中介”。对照《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这种“中介”其实成为了一种“旁观者”的话语，在文中，作者不遗余力地在以下几个部分弱化了可能出现的双方的文化冲突与欧洲的排外感 第一，对象的称谓。在整本书中，作者始终对本体――欧洲的称谓为“欧洲”，有时也会称“西方人”；作者把自己与读者称为“我们”，表明“旁观者”的身份；对中国这个客体大多数的称谓是“中国”；而对文中提到的中西文化交流紧密的商人、传教士、历史学家、哲学家等，作者的称谓是他们的名字。作者十分在意称谓的表述，尽可能使用全名，旨在避免因称谓导致“中介”的视角混淆，进而影响态度的无意识先行。作者的在意无疑是正确的，称谓的表述很重要，应该保持“旁观者”的态度，因为作者无法安插任何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情感，所以显得真实而具有说服力 第二，被注视者的描述。作者的研究对象是欧洲对中国的态度，而态度本身带有主观性的偏见，作者并没有因为偏见就避而不谈、敷衍了事。在第一章里，作者就欧洲对近代中国的印象做出了如下表述：“一个扇子与灯笼、辫子与斜眼、筷子与燕窝汤、亭台楼阁与宝塔、洋泾浜英语与缠足的国度。”这样的表述难免带着一些欧洲对中国的蔑视态度，作者并未刻意遮掩与擅自修改，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者的初衷，是展现欧洲对中国的“误读”，并不是想改变历史。作者也是“他者”，延伸到作品的另一侧面，“被注视者”――中国在欧洲的眼中是一个神秘而传统甚至有些奇怪的国度，但“注视者”一方却像“淘金”一样满眼放光地随意涉足这个国度，西方有点疯狂的好奇也正是因为处于20世纪的殖民幻想里。作者本身无疑也充满了好奇，但作为研究者，他隐藏他的态度与想象，在描述中避免了“一边倒”的立场 第三，“变色龙”的空间感。20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形象，作者并没有自己下定论，他通过展示资料、勾勒历史、回顾事件来告诉读者答案。同时他利用文献，利用人物，也利用器物进行长时间的观察，以小见大地反映中国的空间形象，是多维的、立体的、有色彩的。雷蒙“中国”形象被分解，他站在中间的立场上去解读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