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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选·赋》选文的排序 　　内容摘要：《文选 关键词：文选 宗经原则 时代顺序 文学发展规律 《文选》由梁昭明太子萧统主编，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赋、诗、文总集，选录了先秦至梁代一百三十人的七百余首作品。作为在《文选》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赋体，其选入的作家和作品数量是非常可观的，赋体选文存在着排序现象，且排序标准一定体现出了编撰者的文学思想和编撰宗旨。通过对《文选 一.宗经原则 《文选》中赋、诗、骚三者的排序引发了后人不少非议。代表性的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赋先于诗，骚别于赋，赋有问答发端，误为赋序，前人之议《文选》，其显然者也。”[1]p81章学诚的批评有其合理性，因为自汉魏以来史书中的文体著录顺序，一般以“诗赋”排列，诗排在首位；一些文学批评著作也是“诗赋”排列。汉魏以来的正史、文学批评著作中的文体著录一般是诗先于赋的，而且成书于萧齐末年的文艺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也是“诗赋”排列，所以萧统在组织编撰《文选》的过程中受到正史和刘勰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章学诚的批评忽视了萧统编撰《文选》的首要标准――宗经原则。《文选》赋在诗前的排序实际代表编选者对赋的一种态度和看法，是有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 《文选序》中说： 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2]p1 萧统认为赋这种文体源于《诗经》，即“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赋”本为《诗》六义之一，后来沿用而成为一种文体的名称。关于赋的起源问题，班固在《两都赋序》中就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明确指出赋这种文体源于《诗经》。刘勰《文心雕龙“六义附庸，蔚成大国”也是这种观点。可见，赋源于诗已成为当时学者的普遍看法 对于萧统的这种说法，学术界是普遍认同的。傅刚先生在《昭明文选研究》中说：“萧统以文体之赋与六诗之赋联系起来，这就使得赋取得了《诗经》的直接继承身份。”[3]p227王存信先生也说：“《文选》正是从遵守《诗经》的传统观念出发，认为赋才是诗经的直接继承者，故将它放在首位。”[4]p35-36 在先秦至南朝的发展过程中，赋作的面貌及质素已有巨大改观。作为《诗经》的继承者，赋这一领域，已经完全具备了原属《诗经》的特性与功能。既然“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不可“重以芟夷、加以剪截”[2]p1，萧统不将《诗经》选入，所以他才把赋这种文体列为各类文体之首，以示对《诗经》的尊重。萧统的做法是他重视儒家经典的体现。在齐梁浮艳文风的环境中，萧统感到了这种文风的弊端，藉以编纂《文选》，把“赋”放在首位，以期导向文学传统，反对时弊浮华。这种做法是用心良苦，值得推崇的 二.时代顺序 《文选序》中说： 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2]p1 骆鸿凯解释说：“赋自京都至情凡十五类，诗自补亡至杂拟凡二十三类，所谓又以类分也。而每类之中，文之先后，以时代为次，如赋之京都类，先班孟坚，次张平子，是也。”[5]p15 “各以时代相次”涵盖两个层次，其一表现在作品层面上，其二表现在作家层面上。在作品层面上“以时代相次”，是指《文选》中的作品是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的。在作家层面上“以时代相次”是指以作家卒年先后为序对作品进行编排 这里以《文选“鸟兽”类为例，来分析“各以时代相次”。“鸟兽”类共选入作品5篇，即贾谊《?f鸟赋》、祢正平《鹦鹉赋》、张茂先《鹪鹩赋》、?延年《赭白马赋》、鲍明远《舞鹤赋》 贾谊《?f鸟赋》序中交代了此赋的写作背景：“谊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f鸟飞入谊舍，止于坐隅，似?{，不祥鸟也。谊既以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 ?为赋以自广。”[2]p239由此可见，《?f鸟赋》作于贾谊为长沙王太傅时期，即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 据《后汉书》称，祢衡“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6]p2657孔融数荐之于曹操，而曹操不能容，转送刘表。刘表亦不能容，复送于黄祖。祢衡当时处境，颇似命运任人宰割的笼中鸟。在黄射席上见到“性辩慧而能言”、“才聪明以识机”[2]p247的鹦鹉，借题发挥，抒发自己不遇的感伤。由此，祢衡《鹦鹉赋》作于黄祖太子黄射席上，即作于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晚于贾谊 姜亮夫先生在《张华年谱》中称：“华年仅十九，正精思博习之时，无容遂达，且放性谨伤，容无私托，而华思简易，无诱世伪，则翁婿闲处，论道讲艺，不涉世纲，盖又可知。即放即没，提撕中顿，遂有鹪鹩之赋，以自寄意。”[7]p18由此，《鹪鹩赋》作于张华十九岁，即公元251年 《宋书“孝建三年，卒，时年七十三。追赠散骑常侍、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如故。谥曰宪子。”[8]p1257由《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