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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德国和日本不同的二战史观 李乐曾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对二战历史的态度和对二战遗留问题的处理，是直接影响德国（本 文专指联邦德国）、日本与受害国之间关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１９９７年是日本发动 全面侵华战争６０周年，对德国和日本的二战史观进行比较，特别是对两国形成不同的二战 史观的原因开展深入的探讨与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德国与日本对二战历史态度的重大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认识深度上 有本质的区别。德国不仅承认侵略事实，承担战争罪责，并且认为纳粹政权和纳粹统治是导 致战争和民族灾难的根源。因此，二战虽然以德国战败而告终，但由此导致了纳粹政权的崩 溃，它归根结底对德国人民是“解放”。日本只提“终战”，回避侵略事实，掩盖歪曲二战历 史，在战争根源问题上没有进行认真彻底的反省。第二，在认识过程上德国表现为逐步深化， 由消极变为积极，从政府到民间，正确对待二战历史问题的正义力量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在 认识二战历史问题上几十年徘徊不前，主张彻底反省侵略历史并承担战争罪责的力量始终处 于劣势和少数地位。第三，绝大多数德国政治家，特别是国家领导人有政治远见和政治责任 感，在对二战历史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得比较深刻和超前。日本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应有 的政治素质，有勇气、有远见的政治家为数极少。相反，民间少数有识之士在这个问题上的 认识远比政府深刻。第四，从对外关系的大局出发，德国在处理二战历史问题时，尊重被害 国家和被害民族的民族感情，注意国际舆论的监督，采取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态度，争取得到 国际社会的信任。日本在二战历史问题上顽固坚持原有立场，采取不合作和自我孤立政策。 造成德日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重大区别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它可以总体上分为外部 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外部因素包括：盟国战后对德国和日本不同的处理方式和不同的 处理结果；战后各受害国、受害民族在二战历史问题上对德国和日本采取的不同态度。内部 因素主要包括：第一，德国和日本两国的国家因素，如政治体制和政府的有关措施及政策导 向等；第二，非国家因素，如新闻传媒、教会、工会等非政府机构的作用；第三，国民素质， 如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倾向、国民的政治文化素质和政治教育水平等。第四，历史、 宗教及文化背景、地缘政治因素以及国家对外开放及国际交流的程度等。 德国在讨论与本国有关的二战历史问题时，一般涉及三个主要方面：“第三帝国”（即纳 粹政权和纳粹统治）、屠杀犹太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三者之间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 “纳粹统治”成为讨论与德国有关的二战历史问题的核心。从这一点出发，彻底揭露和根本 否定发动战争的极权体制是建立正确的二战史观的基础。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德国与日本之 间存在着本质上差别。根据《波茨坦协定》战后四大国对德国实行军事占领。随着德国的政 治解体、“非纳粹化”及政治“改造”的强制性实施，纳粹政治体制和希特勒统治的社会基 础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德国由此完成了政治体制上的脱胎换骨，实现了对旧制度的彻底否定。 战后日本虽然被迫实行了政治改革，但远没有德国彻底。由于没有其他战胜国，特别是苏联 直接参加对日本的战后处理，美国实现了它对日本的一整套实用主义占领政策。其结果是天 皇制得以继续保留，旧制度的社会基础没有被彻底摧毁，军国主义的流毒远没有肃清。远东 国际军事法庭及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和处理宽容得近乎荒谬。在美国的庇护下，苏联审判 日本天皇裕仁的要求未能实现，不少主要战争罪犯逃脱了审判。美国为了得到日本在中国进 行细菌战的有关资料，公然袒护日本战犯，致使与此有关的战犯无一被定罪。战后担任德国 第一任首相的是遭纳粹政权迫害的阿登纳，而５０年代末期的日本首相竟然是二战时期的甲 级战争疑犯岸信介。战后德国和日本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基础方面的巨大差异，不仅直接影响 到两国战后历史的发展，对两国二战史观的形成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德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对二战历史的认识和反省都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 ５０年代起联邦政府对德国的战争罪责和二战历史明确表态。对外主要是向被害国和被害民 族支付巨额战争赔款或赔偿，以各种方式表明认罪立场。至１９９３年１月，德国已支付战 争赔款９０４，９３亿马克，从１９９３年２月到２０３０年，德国还将支付３１７．７２ 亿马克。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德国政府又决定给纳粹受害者增加补偿。勃兰特和科尔以联邦总 理身份先后向二次大战期间的波兰、特别是向犹太受难者下跪，是德国政府多次公开认罪的 突出例子。联邦前总统魏茨泽克１９８５年５月８日纪念二战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