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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得利 不当得利源自罗马法。《十二表法》第7条规定，果实落在邻人的土地上，果树的所有人有权将其取回。后来，大法官创立了“请求返还之诉”，后世法学著作概括罗马法这一精神，称其为不当得利。 不当得利虽源远流长，但依据构成要件之理论，则往往与民法中的其他概念发生重叠，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界定，比如在无法律原因的问题上，取得利益时具有合同依据，事后因合同无效而丧失了依据，它是应适用不当得利的规定呢，还是应适用无效合同的规定；又如在一方受益时，受益方以积极行为获取利益时，它是归类于不当得利呢，还是应归类于侵权行为； 还如受益客体是劳务时，它属于不当得利呢，还是属于助人为乐的行为，当受益客体为含有实物的劳务是，是归类为不当得利呢，还是归类为所有权取得理论中的添附概念，再如受损失一方，因主观上故意造成自己财产受损失时，是定它为不当得利呢，还是定它为赠与合同。 针对这种现象，在不当得利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曾认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一种辅助性的权利，没有独立的地位。唯有其他的请求权不能行使或者不能得到满足时，才能适用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辅助论学说。该说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鲁斯特。他从不当得利的基础出发，阐述了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辅助性。他认为关于不当得利的判例法，是基于衡平观念，建立在“给付均衡原则”的自然法原理的基础上。这种自然法原理本身固定不动，对于实定法具有先行而优越的地位，实定法在某种程度上已忠实地表现了自然法的原理原则，只是因人事无穷、法条有限，以至于在微妙之处不免有所欠缺，但其优点则在于较自然法更具有明确性，故对于实定法的适用，亦即在裁判上，法官首先应适用实定法，仅于无实定法条文可资适用时，始得以自然法原理为依据。因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仅能在实定法无规定而又与当事人的意思无碍之场合，始有产生的余地，而不能依自然法而回避实定法的适用。 法国的通说及判例，均强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辅助性，认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于未有基于契约(contrat)、准契约(quasi-contrat)、故意不法行为(delit)、过失不法行为(quasi-delit)所生之其他诉权时承认之。[1]前苏联民法学家认为，如果有条件提出损害赔偿的其他请求时，就不能提出不当得利返还的请求。[2] [1]谷口知平著：《不当得利研究》，有斐阁，第15页 [2]坚金．布拉图斯著：《苏维埃民法》（第3册），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396页 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补充性的有《澳门民法典》和《意大利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第两千零四十二条规定，当受害人得对所受损失的赔偿行使其他诉权时，则不得行使不当得利的诉权。我国澳门地区的《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八条规定，如法律给予受损人其他获得损害赔偿或返还的途径，法律否定返还请求权，又或法律对得利定出其他效果者，不得以不当得利要求返还。 不当得利应以民法中一项制度来确定其内涵，而不应以汉语中一个词组来确定内涵为视角，提出“不当得利是指受益人自始无法律上的原因，因消极接受他方过失给付财物或因自然原因获取他方财物而使另一方受损，获利方应负返还义务的现象。 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1、受益自始无法律上的原因。不当得利的受益方自始无法律上的原因，是不当得利与无效合同的区别所在。自始没有法律依据，不论是法定依据，还是合同依据，当属学界共识，但事先有依据，事后丧失了依据，是否属于不当得利，则争议多多。传统理论认为合同无效后，无效合同后果中的恢复原状，属于不当得利。 不当得利是民法中的一项制度，而不是其所表现的文字含义。如从不当得利的语言含义上解释，它可包含自始无法律依据，也可包含事后丧失依据，但将不当得利作为民法中的一项制度，它只能限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以避免与其他法律概念相重叠。对事后丧失依据的，法律上已有明确规定的，必须适用法律的规定，而不应再称呼它为不当得利。如一方因履行合同义务，向另一方支付货款、实物、提供劳务，后因该合同被法院认定无效，无论是只发生单方履行，还是双方履行，都只能依据合同法的规定，主张恢复原状，而不能依据民法通则不当得利规定，主张返还不当得利。 因为，在无效合同的情况下，只有当一方履行，另一方尚未履行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与不当得利相似的情形，但如发生双方均已履行的情况，则完全不符合不当得利的定义。所以，将合同无效或撤销后的恢复原状视为不当得利，是不恰当的扩大了不当得利的外延，因此，我们认为，无法律上的原因，应限定在自始无法律上的依据。以区别不当得利与无效和可撤销合同。 2、受益方需无积极的行为。受益方受益时无积极行为，是其于侵权行为的区别所在 传统理论通常只强调一方无法律上的依据获取财产利益，却忽视获益的方式。将无合法权利，擅自使用他人之物的人，因对物的占有、使用而受有利益现象认为是不当得利。 台湾学者王泽鉴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