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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错案问责到错案风险分配 　　摘要：错案问责实际上是一种结果责任制，将错案的所有风险不加区分全部划归主审法官，这种问责机制不仅不利于减少错案，反而会激励法官以滥用调解、请示或“勾兑”监督者等方式逃避责任，引起更多的负面效应。建立在犯罪预防理论基础上的错案问责过分倚重惩罚，不满足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无法为法官预防错案提供正面激励。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查清并区分错案原因，将错案风险分配给能够有效控制该风险的主体；只有在法官有能力而未采取措施控制错案风险时才启动法官问责程序，并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法官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 关键词：错案问责；结果责任；激励相容；风险分配；预防激励 中图分类号：D926.3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2-0111-04 司法领域的错案总是容易牵动民众的神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一些典型错案在网络上被大肆渲染，使得民众逐渐形成错案很多这一印象。政府不得不承诺“绝不姑息负有责任的法官”，并将错案追责升级为终身问责。其作为与省级以下法院人财物交由省级统管、法官员额制并驾齐驱的核心改革措施，[1]被人民日报形象地喻为司法改革的“牛鼻子”。[2]无疑，错案问责作为政府对民众呼声的积极回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修复受损的政治形象。但是，在政治压力下简单粗暴地将办案法官推到风口浪尖，有时甚至是没有责任的法官，如河北省唐山市马瑞芝法官就因第三人上访寻求自杀等行为被无端指控“滥用职权罪”和“枉法裁判罪”，[3]这是司法改革想要的结果吗？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明确规定法官只有故意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有重大过失导致错案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才承担错案责任。错案问责由此变得宽缓，本文旨在揭示这一转变背后的经济学逻辑 一、错案问责与激励不相容 1.基于犯罪预防理论的错案问责。在研究犯罪预防问题时，加里100%且刑罚无所不用其极，则刑罚的威慑力将达到最大，犯罪行为的数量几乎能够想减少多少就减少多少。[4]类似地，为了有效预防错案，可以通过提高问责概率和提高责任严厉性来实现 受制于以下因素，提高问责概率存在较大困难：其一，问责主体不能与问责对象沆瀣一气同流合污，这对其清正廉洁的道德品质提出了较高要求。其二，问责主体必须熟悉审判业务并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擅于发现案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准确归责。其三，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之间相互独立，没有任何利益上的关联。其四，问责主体能够获得案件审理过程的全部信息，不会因为信息不对称问题而难以断案。其五，问责程序所需资源尤其是权力资源足够充足，不会因资源限制而难以开展工作。即使上述问题都能解决，提高问责的概率依然受到限制。如果为了迁就民众而勉强扩大追责面，法院最终将陷于塔西佗陷阱而无法自拔。无论是不是错案，民众都怀疑是错案，司法权威将荡然无存 相比于提高问责概率而言，提高责任严厉性具有明显优势。第一，提高责任严厉性无须投入额外资源，更有可操作性。第二，提高责任严厉性对于回应民众呼声更加有效，能够轻易传递出执政当局防治错案的决心。第三，提高责任严厉性不会引起塔西佗陷阱，能够更好维护司法权威，同时又能合理回应民众期待。当然，提高责任严厉性并非完美无缺，至少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非议。其一，相对于较高问责概率和较低问责严厉性这种组合，提高问责严厉性可能导致被问责对象的不公平，尤其是那些被错误问责的法官。此外，盲目提高问责的严厉性可能导致边际错误缺乏边际威慑力的压制，反而激励故意犯错的法官制造出后果更为严重的错案 2.错案问责引起激励不相容。鉴于犯罪收益相对固定，难以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所以预防犯罪的重心被迫放到了提高犯罪成本上面。预防错案和预防犯罪本质上存在较大差别，法官正确判案的收益是可以通过政策予以改变的，例如奖励正确判案的法官。也许立法者和民众一样都是想当然地认为，正确判案是法官的本分，怎么可以再给额外奖励？拒绝对正确判案的法官实施额外奖励，预防错案的所有收益仅仅是避免错案问责带来的惩罚。如果能够通过其他成本更低的做法避免同样严厉程度的惩罚，则法官不会有任何积极性去预防错案。现实中这类低成本的措施大量存在，例如和上级搞好关系，不仅可以造成错案时不被追究，而且还有利于职位升迁。努力预防错案还是轻松规避责任，精于算计的法官会作何选择？ “焦点效应”的存在让人们过分高估自己的突出程度，习惯把自己看作一切的中心。[5]这种“焦点效应”也容易让法官在案件决策过程中习惯以自我为中心，更多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案件当事人的利益。休谟早就指出自私是和人性不可分离的，不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是怎样。[6]在自私自利这一点上，法官和那些参与市场活动时唯利是图的经济人一样，不会因为披上法袍就选择克己奉公。法官决策同样要核算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