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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道德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了伦理学的研究范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创造的技术圈、智慧圈，越来越强烈地冲击着生物圈，面对严重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等严重问题，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宇宙等关系就严重地摆到了人类面前，中外一些伦理学家尤其是西方一些学者开拓了“生态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宇宙伦理学”等新的研究领域。 本世纪以前，人们主要将道德看成是调整人际关系的社会规范和评价体系。后来，随着生态学的发展，人们便将道德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学揭示，人和自然构成了一个现实的系统——生态系统。二者相互作用并保持着一定的平衡。但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由于人为的原因，使生态平衡日益受到破坏，以至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能源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口压力等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曾经出现过“八大公害事件”，就是典型例子。我国在这方面的问题也很严重。如土地沙化面积日渐扩大，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估计每年约在30亿元。在生态危机的情况下，世界上不少人意识到，生态问题是涉及到全球性的全人类利益的大事。未来学派指出，“对生态的保护和对其他生命形式的尊重，是人类生命的素质和保护人类两者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人们“对世界的自然资源没有绝对使用的权利”，“必须尽可能公平地保护和共享之，不论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如何”。他们强调，人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知识的增加和力量的发展，是对我们子孙后代和其他形式的生命的责任与义务。”美国学者J．D蒂洛在解释“自然道德”时说：“在自然界道德方面，可以依据他对周围自然物的行为，判断他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前苏联伦理学家季塔连科把人对自然的态度，列为共产主义道德的一条重要规范。在人们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深层认识的基础上，“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生态伦理学”是一门揭示环境或生态道德的本质及其建构规律的学科。它指导人们在同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中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推动环境保护，维持生态平衡，创造更加美好的环境，从而保证人类物质生产能够顺利进行，促进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造就人们在环境问题上的高尚的道德情操。 生命伦理学是围绕改进生命质量而展开的各种伦理问题的概括，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新阶段。它既是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发展，也是对传统医学伦理学的挑战。它涉及到许多传统医学伦理学观念的变更。作为当代新技术革命之一的生物科学，在近几十年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揭开了分子生物学的序幕，使人工改造生命，提高生命质量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生命质量控制、行为控制、体外受精、重组DNA等，一一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传统医学伦理观点的堤坝被冲破了。这种冲击首先表现在对待生死观的问题上，以往的传统医学伦理学，由于整个社会道德的影响和医学科学的发展有限的制约，把“生命神圣论”作为自己的信条。一方面无条件地维护任何生命，“生命”是绝对不能触犯的禁区，在任何情况下，保存和延长生命都是道德的，另一方面又无条件地反对“死”，即使是那种不可避免的死亡。但是，在以现代医学科学为基础的生命伦理学看来，既然人类可以选择更好的生命，可以改善自己的生命质量，为什么要抱着那种残缺的、毫无价值的生命不放呢?为什么不利用改善生命质量的可能而听任生命的自然发展呢?对那种不可避免的死亡，为什么不可以听其死亡，或者让其安乐地死亡呢?生命伦理学在对待生命与死亡这种认 识上的变化，相应地必然引起医学道德乃至许多社会善恶观念的变化。其次，表现在伦理道德价值观上的变化。生死道德观念的变化，实质上在于生命与死亡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在于从社会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判定生命与死亡的价值，它一改传统医学伦理学以人的生命为价值目标和落脚点的观点。生命伦理学不是无条件的反对生命神圣论，而是要求把生命神圣论、生命质量论和生命价值论三者结合起来。即以社会公益价值为前提的生理价 值。最后，这种冲击还表现在义务关系的变化上。生命伦理学对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先天性痴呆症、安乐死、遗传工程等问题的伦理道德准则的确定，都是从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不仅是从一个病人的利益出发的。也就是说，生命伦理学把义务关系从医生与单个病人的范围扩大到医生、医学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由此可见，生命神圣与生命质量的统一，生理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对病人的义务与社会公益的统一，正是生命伦理学对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发展。 由上可以说明，生命伦理学较之传统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范围，是大大地扩展了。传统医学伦理学所依据的是传统医学科学的基础，是以消除疾病，恢复健康，纠正不健康产生的变化，它的信条是同情病人，为病人消除疾病服务，并以此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尺，相反，生命伦理学则是以当代科学的巨大进步，特别是以生物工程为基础的，它追求的目标不仅是消除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