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费决定文人的脊梁.doc

稿费决定文人的脊梁 日前，由上海作家协会主管的《收获》、《上海文学》等文学刊物宣布从今年12月开始大幅度提高稿费标准，最低稿费标准将是原标准的2倍，优秀稿件的稿费有望达到原标准5倍以上。近20年来，《收获》、《上海文学》小说每千字稿费在60-80元左右。调整后的稿费，每千字在200元以上。执行高稿费的资金来源于上海“文学发展基金”的专项资金，上海市政府每年都会给“文学发展基金”注入新的资金。 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社长赵丽宏认为，此次提高稿费标准，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随后，全国多家文学刊物表示，将可能相应提高稿费标准。 某本杂志的稿费标准或者某个作家的稿费收入是局部的个别事件，可是从社会的角度看，某个时期的稿费标准状况就可以折射出这个社会对于写作这种创造性劳动的评价，那么以此为基点考察近代以来稿费标准的变迁，就不仅仅是对于作家收入的猎奇，而是对于社会文化生态的一种有效观察。 民国文人以稿费可购买四合院 本报记者采访了众多学者作家，试图了解中国稿费近百年来的变迁，从中观察稿费对文化人的生活与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多位受访者都提到1949年前稿费的典型例子是胡适和鲁迅。从胡适和鲁迅的收入状况来看，在当时相当可观。 青年学者王晓渔通过研究指出：“根据胡适的日记和书信记载，20世纪20年代，胡适的著作交由亚东图书馆出版，1928年底，亚东图书馆曾经给胡适一份账单，从账面上看版税和酬劳两部分合计多达29380.61元（20世纪二三十年代1元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100元以上）。其中从1923年5月到1928年4月，亚东图书馆每月付给胡适100元酬劳。胡适在北京租房，看过一处房子，18间，25元一月，胡适依然感觉价格太贵。后来，胡适与朋友成立新月书店，股本是2000元。由此可见，当时的稿费情况。” 吴中杰是鲁迅研究专家，他根据孙立川在《鲁迅的经济状况研究札记》中统计，指出鲁迅在上海时期以卖文为生，1928年至1936年间，稿费和版税的收入总共约60000元左右，平均每月550元以上，不但高于北京时期240至300元月俸的收入，而且也高于厦门时期的400元月薪的收入。“但稿费和版税的收入毕竟不稳定，常受书报检查制度的打击，而且一到生病不能写作时，收入就锐减了，如1936年。” 万圣书园老总刘苏里说：“要说与1949年前相比，那真是霄壤之别。作家鲁迅，间或讲课，主要收入是稿费，过的什么日子？轻松在北京中心地带买房子，且是巨大的四合院，搁今天，非亿元而不能为的事情。鲁迅大牌，我们不说，今天作家也有收入颇高的，买大房子的。萧红、萧军，名头不能与鲁迅比吧。记得两人也未有被钱难倒的故事。” 新中国以来稿费标准持续走低 在1949年至“文革”之前，中国的稿费制度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刘苏里表示：“《收获》等刊物提高稿酬是应该的，毋宁看作对长期错误的纠正。记得1950年代初期，王蒙先生因稿酬收入便过得上优裕的生活，在他的传记中有所描述，好像千字18元，甚至更多一点。但那时18元什么概念？一个中等收入者半个月的工资。如此算来，现在的千字，至少应在1000－1500元！” 1957年，翻译家钱春绮从医院辞职出来做自由职业者不久，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翻译的海涅的三部诗集：《诗歌集》、《新诗集》、《罗曼·采罗》，不仅畅销，而且长销。单是《诗歌集》，钱春绮就拿到 8000元稿费，当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几十元。“文革”发生之前，钱春绮就有一个意识：将来会经历困难时期，所以把稿费都存着不敢用。果然，在后来艰难岁月里，钱春绮仅仅是靠以前翻译作品的积蓄维持一个大家庭。 巴金在1949年以后从未拿过国家工资，全靠得来的稿酬生活，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唯一不支取政府薪金只靠稿酬生活的专业作家。他当时的名言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钱，想法不同，有人认为不拿钱是傻瓜，我认为乱拿钱是傻瓜！” 新中国初期还有一个情况是，作者拿到高稿酬，但迫于政治压力不敢完全自己使用。学者何蜀在研究后指出：“一些身为中共党员的作家，往往不得不将稿费的大多数拿出来作为‘党费’上交。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稿酬万元以上的有四种，其中之一即在全国畅销的长篇小说《红岩》。这笔稿费，当时是由以罗广斌为首的创作集体，即在小说上署名的罗广斌、杨益言和因1958年受政治处分而未署名的刘德彬，三个作者共同处理的。当时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市委书记的廖伯康回忆：‘《红岩》一书出版后，《红岩》的稿费也是他们三人共同处理的，如资助一些烈士遗属，以及将相当大笔稿费以他们三人名义交作党费，所余稿费由他们三人共同开支……’小说《红岩》当年是被视为最革命的文学作品的，连这样的作品所得的高稿费都不得不上交近一半，可见当时人们对高稿费的恐惧心理。至于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高稿费则更是成为所谓‘三名三高’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