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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第一章辅导 一、本章重点提示 　　1．“语文”课程定名的含义。 　　我国语文课程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我国古代，语文教育仅仅是读经的工具，未独立成科。1904年1月13日，清朝政府在洋务派办学堂的基础上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成为我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后在全国实际推行的学制。该学制规定的中小学必修课程中，有“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两门课程，这就是我国语文教学独立设科的最早名称。此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的浪潮改变了语文教学设科的名称。面对教育界声势浩大的国语运动，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20年1月12日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文言文）改为语体文。随后又发出通告：学校文言教科书分期作废。从此，学校教育用国音正字，用国语教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大改革。 　　1949年，“语文”课程正式定名，意为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全面训练。叶圣陶在1964年2月1日《答滕万林》一信中回忆说：“‘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原意如是，兹承询及，特此奉告。其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第二种解释与原意为近，惟‘文’字之含意较‘文学’为广，缘书面之‘文’不尽属于‘文学’也。课本中有文学作品，有非文学之各体文章，可以证之。第一种解释之‘文字’，如理解为成篇之书面语，则亦与原意合矣。”1949年8月，叶圣陶亲自起草《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稿》，蒋仲仁起草《小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稿》。两份草稿都旗帜鲜明地规定了从小学到中学必须重视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全面训练任务，并以此来确定学科主要教学目标。 　　2．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个认识是语文界经历了半个世纪曲折道路后认识上的一个突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这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语文课程的人文性，是以教化学生为本，在当前它体现了我国素质教育的普遍性要求，即涵盖了思想性（政治思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化性（古今中外先进文化的丰富内涵）、审美性（对自然美和道德美的欣赏）、发展性（发展智力、情感、意志等心理能力）、创造性（发展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等，也就是全面提高人的素养。而工具性是语文课程所具有的特殊性，是与其它课程相区别的特点，也是绝对不容许忽视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学生是在掌握语文工具的过程中提高人文素养的；反过来人文素质的提高又促进对语文工具的掌握。 　　第二，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语文包涵语言文字的形式方面和它所负载的文化、文学、思想、情感等内容的方面。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家杨贤江说：“我们知道文字只是种符号，是种工具，是用以发抒真情、传达思想的利器。所以国文有两个方面：一是内容方面，就是所能以发抒能以传达的本质，二是形式方面，就是所藉以发抒藉以传达的技术。我们学习国文，应把这两方面看得同等重要。我们自己发表文字时，如要充实内容，则应对于其他学科及人生事象，多方留意观察才对。要娴习技术，则应对于文法、修辞伦理学大意，从事研究练习才行。总之，不要只从国文去学国文，不要只将国文当国文学。这两句话（见夏丏尊先生的《教学小品文的一个尝试》）实可作为学习国文的格言”。学习语文课程不仅要理解课文的内容，而且要学习课文的表达形式。其它课程的课本也有内容和形式，但教学生理解和应用其内容是唯一的目的；而语文课程却把表达形式的学习作为教学的着眼点和重要目的，这正是它与其它课程在性质上的区别。就语文课程而言，形式和内容，工具性和人文性应该融合在一起教学，不能偏重某一方面。正如叶圣陶先生早就指出的，“训练思想，就学校课程方面说，是各科共同的任务；可是把思想语言文字（此处文字指书面语言）三项一贯训练，却是国文的专责”。 　　第三，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必须寓教于文。叶圣陶先生认为，同其他课程的教材相比，语文课程“除了文法、修辞等部分之外是拿不出独立固定的材料来的”。例如，“《项羽本记》，是历史故事，只有作为文章去学习，理解章句间的法则的时候，才算作语文教材，所应着眼的不应只是故事的开端、发展和结局，应是生字难句的理解和文章方法的摄取”。这就是说，对语文课程来说，每一篇教材都只是一个学习的案例。凡是文质兼美，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的文章都可以选为教材。语文教学的着眼点是在语言形式；而其它课程如社会、科学、历史、地理等，教学的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