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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述评与展望 　　摘要： 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凸显的环境问题亦日益严重。于是，对相关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渐渐成为热门。为此，通过论述国内外学者对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从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动因等方面进行整理，并做出简单评述，总结我国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为今后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环境会计；环境信息披露；研究趋势；研究方向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2016.14.049 1引言 环境会计是经济管理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工具，对于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是推行环境会计的重要一环。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几十年的粗放式发展背后，是一个沉重的环境代价――冬夏的雾霾、司空见惯的“牛奶河”、各种植物濒临“亮红灯”等。众多问题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因此，这也不断增加了我国学者对探索环境会计的兴趣。但因为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当前所得的研究成果与西方发达国家仍有距离。后文将总结国内与国外学者对相关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促进我国环境信息披露的发展 2国内外研究综述 1971年和1973年F.A.Beams和J.T.Marlin分别先后发表《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和《污染的会计问题》，尔后绿色会计进入人们的视野。我国对相关的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葛家澍教授和李若山教授最先将环境会计理论引入国内，之后我国学者开始接触环境会计方面的研究。2004年，孟凡利同其他学者联合公开出版了我国该领域的首本综合性论著《环境会计》。进入21世纪后我国开始对此进行大规模研究 2.1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研究 通常，上市公司主要在年度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中进行环境信息披露。Niskala和Pretes分析发现相关环境信息多集中在“董事会报告、年度回顾、经营分布信息”部分；其次是“未来展望、财务报表、报表附注”部分。李正、向锐（2007）指出我国的信息披露处在年度报告中分散披露形式阶段，没有单独披露。卢馨、李建明（2010）发现自从200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引》出台后，企业披露比例逐年增加，内容逐渐完善，方式相对统一。窦悦、于善波（2015）发现大多企业在招股说明书和年报中披露，只有部分企业进行单独报告，披露内容多为有利于企业形象 一般有三种环境披露方式：货币性、非货币性和定性描述披露。Ness和Mirza分析企业年度报告中披露的环境信息，发现对环境信息的披露91%是定性描述，9%是非货币性披露，几乎没有企业采用货币披露环境信息。李正、向锐（2007）指出我国的信息披露亦主要以定性描述性为主 2.2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 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是众多的，影响因素总体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公司特征（如公司规模、盈利能力等）和行业特征等；外部因素包括政府监管力度和媒体关注度等 Adams等研究欧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发现大规模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项目总数、定量项目数和定性描述长度均为最大，而小规模企业相应值均最小。黄?B（2012）等学者实证检验证明了公司规模、盈利能力与运营能力、所有权集中度和流通股的比例与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而雷松松等（2013）基于Logistic模型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盈利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呈现微弱的负相关，因此与前者结论出现微弱矛盾 Bewley和Li研究发现在环境违法事件被曝光后，企业会更可能的披露概括性的环境信息，表明公司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披露负相关。Ingram研究显示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毫无关联。X.H. Meng等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内容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环境表现和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显然环境表现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出现了分歧结论 另外，沈洪涛、冯杰（2012）根据政治学合法性理论，发现媒体报道、政府监管力度能显著促进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毕茜等（2015）验证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传统文化和环境制度对环境信息披露具有互补的效果 2.3环境信息披露的动因研究 目前大多数企业进行强制性信息披露，以基于合法性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文件规定 基于合法性理论，Lindblom和Patten指出如果一个公司怀疑其合法性，或可能受到威胁，就会增加动力增加其环境信息披露，以改变组织看法或转移其注意力。而基于自愿性理论，对于绩效好的企业，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能改善自身的公众形象和声誉，建立品牌竞争优势，赢得政府对有关环境保护的支持。孙伟、刘丹（2014）从合法性和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运用内容分析法将企业进行信息披露的外在动因归因于政府和公众的诉求，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