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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旅大租借地未完成的新闻立法 　　摘要 1905年至1945年，日本在殖民统治旅顺大连的过程中频繁进行新闻立法，其中以《关东州及南满附属地地出版物令》的制定与讨论最具代表性。由于当时日本新闻立法的环境及该法案与日本对满政策不符的关系，它最终被日本政府撤回而未得以颁布，致使目前中日学界根本无人提及。笔者通过对原始档案的梳理与解读，一方面，指出它是日本中央政府首次为殖民地量身打造新闻法，足以代表日本殖民地最高的新闻立法水平。虽然此次立法未能完成，但是直接影响到后来“满洲国”新闻立法。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它是内地延长主义与在地化的杂糅，综合了当时日本国内《出版法》与《新闻纸法》的核心内容，是日本内地延长主义的直接体现，同时在延长的过程中对日本法律进行有意识的删改，使之服务于在地殖民统治的需要。它对于新闻与出版而言限制充分而保护缺失，本质上仍然是一部出版物管理法，可谓是一部钳制新闻与出版自由的恶法 关键词日本；旅大租借地；新闻立法；关东州及南满洲铁道附属地出版物令 作者简介 虞文俊，南京师花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97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侵占大片中国领土，建立台湾、旅顺大连（简称旅大，日本称“关东州”）、胶州湾等殖民地、租借地，扶植“满洲国”、“蒙疆联合委员会”、“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国民政府”等傀儡政权，其中如北洋政府陆微祥总长所云“本国政府多年以来受租借地之影响甚大”，旅大租借地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桥头堡，地位尤为特殊与重要。在旅大与其他中国领土上，日本先后直接或间接颁布大量新闻法规，控制新闻事业，使之成为侵华先锋部队。近年来，随着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深入，日本在华新闻史成为热门课题。笔者也自不量力地加入这个队伍，选择研究旅大租借地新闻法制 目前，中日韩三国对近代中国东北新闻史的确有不少研究成果，然而甚少探讨“关东州”新闻法制，即便有些成果有所涉及，却存在漏洞与错误颇多的问题。如有国内学者将关东厅（日本设于旅顺的殖民地行政机关）颁布的《关东州及南满洲铁道附属地二翰人若八移人出版物取缔规则》译为《满洲输入出版物取缔规则》，暂不论“输入若移”略译为“输入”是否得当（日语里，“翰入指他国进入本国的移动，“移入”指本国内不同地区的移动），单就“关东州及南满洲铁道附属地”改译为“满洲”来看，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缺乏严谨的小问题而是无视立法背景的大问题。从当时日本法律用语来看，满洲即是中国东三省全境，关东厅施政范围限于“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绝不及东三省全境，所以断不可将关东厅颁布的法令译为东三省的法令。又如许多国内学者称日本殖民统治者取缔大连报纸以日本《出版法》、《新闻纸法》为法律依据，笔者认为这更是对日本殖民地新闻法制的严重误解，在日本拥有治外法权的地区尚不适用日本国内新闻法，遑论行政完全独立于日本本土的殖民地（即便桦太适用日本新闻法，但也并非是当然施行，而须颁布特别敕令）。因此，笔者认为有利用原始史料重新解读与探讨日本在旅大的新闻立法的必要 “新闻法律一科，顾名思义，即可知为与新闻有关之法律，其范围颇为广泛，公私法中直接简接有关于新闻之条文甚多。”确如其言，日本统治旅大初期颁布的法令中颇多条款涉及新闻与出版，它们也可以称为新闻法规，但真正可以称为新闻法非《关东州及南满洲铁道附属地出版物令》（下简称《关东州出版物令》）莫属。“关东州”作为租借地，并非日本领土，性质是“领外外地”，与朝鲜、台湾作为领土性质之“外地”不同，两者之立法形式差别颇大。台湾、朝鲜之立法法系以法律规定而以立法权授予中央政府或殖民地长官，除了中央政府代发敕令，在地殖民长官有权发布“制令”、“律令”形式的法律事项，而“关东州”之法律事项，不以法律规定，而是以敕令定之，其在地殖民长官不得代发法律之命令，限发纯属行政命令的府令（厅令、局令）。《关东州出版物令》由日本中央政府以敕令形式制定，可谓第一部“关东州”新闻法，足以代表日本在“关东州”新闻立法的最高水平。所以，笔者选择《关东州出版物令》以例，探讨日本在旅大租借地的新闻立法，试图为中国读者揭开日本在侵占中国的领土上新闻控制的神秘面纱。在行文之前，笔者须特别说明的是，“关东州”一名自清末以来，从未获得中国政府的认可，之所以在后文中不加引号地使用“关东州”，主要为了便于使用史料，绝无其他任何特别的政治意涵 一、《关东州出版物令》的制定始末 日本占据旅大以后，日本人陆续在大连创建各种报纸与杂志，充当所谓“满洲经营的急先锋”。日本中央政府与关东州殖民当局为使报纸更好地服务于殖民统治，先后颁布《取缔规则》（府令）、《警察犯处罚令》（敕令）、《出版物凳行命令条项》等，引进批准与保证金制度，对新闻业及新闻纸发行加以行政管理，但是它们始终只是行政规定，不具备专门新闻法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