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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两汉经学时代的文学批评第一节 西汉前期的道家文学观与司马迁的
第四章 两汉经学时代的文学批评第一节 西汉前期的道家文学观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西汉是儒家经学极盛时期,但西汉前期儒学的地位并不高,而黄老思想则占有统治地位。文学思想也有所反映,如贾谊、刘安及其主编的《淮南子》,都比较鲜明地表现了道家的文学思想。 一、刘安对屈原《离骚》的评价 据班固《离骚序》中引刘安对《离骚》的评价:“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皦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一是突出“怨刺”;二是“出淤泥而不染”;三是认为“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附录 司马迁对《离骚》的评价:“《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报任少卿书》“盖西伯拘而演《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后来欧阳修有“诗穷而后工”、韩愈有“不平则鸣”说等皆滥觞与此。 第二节封建正统的文艺观的确立——从《礼记·乐记》到《毛诗序》 两汉儒家的文艺观出现了不同于先秦儒家文艺观的新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保守性增强了,批评性减弱了。“温柔敦厚”的“诗教”成为长期封建社会中文艺发展的桎梏,使文学变成了儒家经学的附庸。二是汉代儒家文艺思想也发展了先秦儒家文艺思想中科学的、积极的、进步的内容,作了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阐述,并充实了许多新内容,使之更趋成熟、也更完整了。这主要表现在:“六义”说的提出;“志”与“情”的结合;进一步明确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提出了文学创作中的“物感”说等等。 一、《乐记》的音乐思想 《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与文学思想是完全相通的,而且直接对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影响。 1、音乐的本源在人心感物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这里的“声”与“音”不是一回事,“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也声;声成文,谓之音。”自然之“声”不同于审美之“音”。声音也还不是“乐”,“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 2、音乐对社会政治有重大的反作用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3、关于音乐创作问题 “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西方论艺术真实注重于艺术作品内容与现实生活的一致,而中国古代则侧重于强调作家的思想感情与艺术作品中思想感情的一致。这种对艺术真实的要求,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真实论的主要思想。 二、《毛诗序》的诗学思想 《毛诗序》的作者是谁?学界有争议,郑玄《诗谱序》说:“《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范晔的《后汉书》则认为是东汉时人卫宏所作,等等。从《毛诗序》的内容来看,恐非成于一人之手,可能是毛公传诗时已有,后人又作过修订补充。 1、“发乎情,止乎礼义” “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 这种思想是对荀子《乐论》的继承和发展,荀子已说“乐者,乐也,人情之比不能免也”“以道制欲”等。 2、讽谏说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郑玄《诗谱序》云:“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 3、六义说 “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风、雅、颂是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对《诗经》表现方法的归纳。《毛诗序》对前者有解释,但对后者没有解释。汉儒郑众、郑玄对后者的解释:“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进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一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4、情、志统一说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吟咏情性”。 第三节 儒家“定于一尊”与扬雄、班固的文学理论批评 如果说《礼记·乐记》和《毛诗序》是体现了汉代儒家对诗乐的评论,那么,扬雄和班固更突出的是对《楚辞》与汉赋的评论中反映了汉代儒家的文学观 一、扬雄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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