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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乡愁与精神之根 　　到乡村去 如今投身乡村建设的人都戏称自己为“风口上的猪”――站在风口，猪都能飞起来。这股风来自后工业化时代对乡土价值的重新寻找，或许会成为撬动乡村复兴的支点。 到农村去：反思现代性的“新乡村主义” 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到农村去，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一阵风。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总结，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运动伴随着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个代代相传的精神谱系――“五四运动”先驱们的“新村运动”是第一代，30年代共产党人的土地改革与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是第二代，40年代延安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下乡运动是第三代，五六十年代“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第四代，“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第五代。与此关联的一个现象是，尽管每一次到农村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大都是“雨过地皮湿”。于是，几乎每一代人的下乡，都要面对与前一代人几乎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与贫穷状况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徽州古村落黟县碧山村。城市中产阶层对于乡村“第三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大 追溯这一精神谱系的源头，要回到20世纪初。日本思想家子安宣邦认为，自1850年始，东亚是“被拖到世界和世界史中去的”，而这一“世界”，是以西方和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世界。作家梁鸿认为，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在接受这一世界史的过程中开始了对本国现代性的思考，“乡土中国”也是在此视野下诞生的。当中国和西方被置于同一空间时，“农业的、儒家的、专制的、技术落后的”中国自然落后于“工业的、宗教的、民主的、技术发达的”西方。于是，自鲁迅开始，“乡土中国”一直是愚昧、落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形象，而它所拥有的“乡土文化特征、道德礼俗、儒家思想”则是停滞的根源。因此，在拥有了新思维的“五四”知识分子“现代化”的视野中，乡土中国始终是异质性的，是与工业文明二元对立的。社会学家王铭铭也认为，知识分子“乡村即为中国的缩影”的观念，其政治影响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至少可以说是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迁起到关键影响的思想之一。而将传统中国预设为乡村，既可能使国人在处理国家事务时总是关注乡村，又可能使我们将乡村简单地当作现代社会的前身与“敌人”，使我们总是青睐于“乡村都市化”。在“被改造”的过程中，“乡土”一直与“现代性”融合、排斥、纠缠，但也在逐渐深入的渗透过程中，它们各自顽固地呈现出自己的根性。以此为起点，也可以反思为什么近百年来“到农村去”成为一代代知识分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心结，又为什么每一次对于乡村的想象与构建都失效了 20世纪30年代是“乡村建设运动”最为风起云涌的时期，其中尤以梁漱溟为代表。他主张“从农业引发工业”的乡村建设道路，具体来说，是以中国传统的乡约形式重建中国新的礼俗，并在农村大办村学和乡学，使之不仅成为地方教育机构，而且从中分化出乡村基层政权组织与民间团体。同时，建立生产、销售、运输合作社，农民银行等生产、金融组织，推动农村技术进步。他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带领一批青年开辟了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区。但在各地乡村实验如火如荼开展之际，就有人放出了悲观的论调：“在这种农村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我愿意诚恳地指出，就是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不是现在各地的农村运动所能解决的。假如现在还有人迷信农村运动可以解决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将来一定会失望，会悲观。”这个不合时宜的人是社会学家吴景超，他在当时关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争论中站在了梁漱溟的对立面：梁漱溟主张“农业立国”“从农业引发工业”，吴景超则主张“工业立国”，他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是人口密度大，耕地面积少，应该优先工业化，“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显然，此后被纳入“现代化”路径中的乡村无奈地服从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加剧，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主要流动方向是从农村向城市，延续了几代的“到农村去”运动也就此中断了。梁鸿指出，此前即使经历了将近100年的“批判”和“质疑”，乡土内部的道德结构和文化原型仍然保持着一种均衡性和神圣化的意味，但在最近30年的经济驱动力下，整个乡村都被摧枯拉朽般地摧毁，这种摧毁不只是乡土中国经济方式、生活方式和政治方式的改变，而是一举摧毁了整个民族原有的心理结构和道德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古老文明的创造力，中国乡村和传统文明所具有的容纳力和包容性，它对美的感受，它的宽阔，因为与政治、与天地之间复杂混合而产生的思想哲学观和世界观都被抛弃掉了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急剧扩张之后，再一次“到农村去”显得尤为迫切。而这轮乡村建设热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抛弃以往对现代性的追求，形成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新乡村主义”――重新思考乡土，思考农业文明，它们不再只是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