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苏知县罗衫再合》情节重构看冯梦龙教化意识.docVIP

由《苏知县罗衫再合》情节重构看冯梦龙教化意识 　　摘要：《苏知县罗衫再合》是 警世通言》中的一篇作品，其题材来源于前代的小说、戏曲。冯梦龙在改写中融入了鲜明的道德教化意识，即借助通俗文学的形式，以“情教”的方式教育读者，挽救世风，这主要体现在小说入话的设置、因果报应的模式以及奇巧情节的构筑等方面。改写后的小说既有明代社会文化的烙印，又体现了冯梦龙独特的文艺观 关键词：《苏知县罗衫再合》；冯梦龙；“三言”；教化意识 冯梦龙既是一位通俗文学的大家，又是一位个性鲜明的思想家。他极端重视通俗文学的教化作用，认为通俗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1]也就是说，文艺作品要通过故事和形象表现作者的意志、思想和情感，而达到感化和教育读者的目的。要求小说“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2]。所以他这样解释三部白话小说的书名：“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3]将伦理意识注入“三言”之中，借通俗小说扭转人心，挽救世风。“三言”内容丰富，其中一部分故事在前代已有相同或类似的题材表现，并非冯梦龙首创，但他的改写又是一种文本重构，新旧故事的对比可以看出冯氏独特的文艺观念，本文试以《苏知县罗衫再合》（以下简称《苏知县》）这篇小说为例对此做具体分析 《苏知县》见于《警世通言》卷十一，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河北涿州的进士苏云被任命为浙江兰溪县大尹，携妻郑氏赴任的途中遭遇船底漏水，误上江洋大盗徐能的贼船，被徐能捆绑扔进水里。郑氏逃至一尼庵，生下一子，被迫将孩子弃于路口，恰巧被徐能拾得收为义子。孩子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惩处了凶手，一家团聚。我们发现，这种歹徒杀人占妻，最终儿子为父报仇的故事在古代戏曲小说中是比较常见的，早在《太平广记》的《崔尉子》（卷一百二十一）和《李文敏》（卷一百二十八）[4]等篇中就有相关的描写，元代张国宾的杂剧《合汗衫》又将这种模式搬演到了戏剧舞台上。可见在冯梦龙小说产生以前，该题材已有较为充分的表现，《苏知县》的结尾也说道：“至今闾里中传说苏知县报冤唱本”，可推测他的故事应该是根据民间的说唱艺术加工改编而成。在情节大体相同的前提下，冯梦龙的改写和重构比较明显地体现了他意存教化、劝惩世人的文艺观 一、入话――教化立场的体现 《苏知县》的入话写的是李生的故事。最初李生读到一首描写“酒色财气”短处的《西江月》，颇不以为然，认为“人生在世，酒色财气四者脱离不得”。恍惚之中，遇见四位女子前来相就，一问方知她们就是酒、色、财、气。为争与李生相好，四位皆言己之长，揭他人之短，乃至打成一团。李生惊醒，才知是梦，终于觉悟，原来“酒色财气”各有其短，不可沉迷，而其中又以“财色”二件更易惹出祸端。在此基础上展开了苏云一家悲欢离合的故事，“今日说一桩异闻，单为财色二字弄出天大的祸来。后来悲欢离合，做了锦片一场佳话，正是：说时惊破奸人胆，话出伤残义士心。” 本篇的入话在“财色”二字上做文章，蕴含了节制欲望的主题。李生在梦醒之后方悟出“饮酒不醉最为高，好色不乱乃英豪，无义之财君莫取，忍气饶人祸自消。”“虽说酒色财气一般有过，……无如财色二字害事。”明确地告诫世人在处理美酒、美色、金钱、意气等相关问题时不可以随心所欲、恣意妄为，一定要适度而有所节制，这在当时社会是很有教化作用的。冯梦龙曾说：“小说家推因及果，劝人作善，开清净方便法门，能使顽夫伥子，积迷顿悟，此与高僧悟不何异。”[5]他认为小说家有“劝人为善”的责任，劝诫内容包括重视友情、仗义轻财、节制欲望等等，这一观念不仅体现在小说正文中，在开篇入话处甚至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不是故事的主体，故而可以较为自由地直接议论，宣扬自己的道德主张。冯梦龙借助“入话”这一特殊的形式，提出了“节制欲望”的要求，表达了唐传奇和杂剧同题材作品所没有涉及的主题 “三言”中的“入话”常常在补充正文的基础上，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对世人进行伦理道德的教化。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的入话说道：“善恶相形，祸福自见；戒人作恶，劝人为善。” 在开启正文讲述之前先对读者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非常明白地把正文故事所要讲述的道理预先表达出来，这既是对宋元说话艺术入话功能的发展，也影响了后来明清小说的道德教化的表现形式 二、“因果报应”模式――劝善意图的强化 因果报应本是佛教思想，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因果报应的思想无论对上层统治者还是对下层百姓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在“三言”中有非常丰富的表现。三言对前代故事的改写在大体继承原有情节结构的基础上，又强化了因果报应的思想 将《苏知县》与相关的本事进行对比，就会发现改写后果报的观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