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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湾日用陶器对艺术陶瓷的影响 　　摘 要：石湾艺术陶瓷是土生土长的工艺美术，以形象传神、造型古朴、胎体浑厚、釉色斑斓、质感强烈等特点而著称。石湾艺术陶瓷的产生和发展与石湾日用陶器息息相关，这是因为：一、艺术陶瓷中的器皿类起源于日用陶器；二、日用陶器的生产为艺术陶瓷的制作提供了技术支持；三、贯穿日用陶瓷生产的“按需生产”思想是石湾艺术陶瓷丰富多彩的原因；四、大量石湾日用陶陶瓷的销售带动了石湾艺术陶器的宣传和推广；五、以生产日用陶瓷为经济支柱的石湾曾经是一个异常繁荣富裕的地区，为艺术陶瓷的发展提供了土壤。现今石湾日用陶瓷已息微，但石湾艺术陶瓷却一支独秀，延续南国陶都的千年辉煌 关键词：石湾；艺术陶瓷 ；日用陶；起源；技术 ；推广； 辉煌 1 引言 石湾艺术陶瓷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形式多样，品类分为人物、动物、山公、器皿和瓦脊，尤其是人物，塑造了大量喜闻乐见的形象，人们亲切地称为“石湾公仔”。石湾艺术陶瓷，题材上选取广泛，造型和釉色方面集石湾陶瓷之大成，是在石湾日用陶瓷基础上诞生出来的陶瓷品类，它伴随着日用陶器的繁荣而产生和发展 2 艺术陶瓷中的器皿类起源于日用陶器 在追溯石湾艺术陶瓷的源流时，我们很多时候会想到河宕遗址的印纹陶或者澜石出土的陪葬物，但这不是石湾艺术陶瓷的真正源流。正如陶器的出现，是世界各地不需要互相学习而自发产生的。印纹陶和汉墓葬在全国范围内许多地方都有出现，在石湾及周边地区出土的陶器并未显露出后来石湾窑艺术陶瓷的明显特征，只能说石湾地区开始有人做陶，隐含了制陶的基因。石湾艺术陶瓷真正起源于明代，这得到众多文化学者的认同。在艺术陶的五大种类中，较早出现的是艺术器皿。明代苏可松的《翠毛釉贯耳瓶》（图1）是现今保存较好的有作者姓名，年代确切的作品。根据记载，明代陈粤彩、杨升、扬名都是擅于制作器皿的名家，虽然没有见到他们的存世品，但“陈粤彩经常使用酱黄釉、绿釉等制作器物，作品较为细致整齐”，“杨名传世器多仿古铜器，精制黑釉，常用黑白两种釉色，简洁朴素”，“杨升作品多仿汉代铜器式样，擅长粉蓝色釉”[1]。这些明代的陶艺名家做的已不是一般的日用陶器，而是在造形和施釉方面都有一定追求的工艺美术品，因作品广受欢迎和珍惜才会使作者留名后世。从清代大量生产的日用器皿，有不少看到艺术陶器的影子，如白釉行（古石湾陶业行会之一）的饭豉（是一种用于从厨房的大铁锅里盛饭到饭厅的容器），上面有浮雕龙、鸡等图案装饰，还覆盖了漂亮的黄釉或绿釉（图2）；花盆行（古石湾陶业行会之一）的药酒壶（高约80～90 cm），以龙头作壶嘴，梅花或竹装饰壶耳（图3）；挂在墙上的挂壁，装饰以动植物的造型，中空又可盛水养植物（图4）。总之，石湾生产的陶瓷制品中既实用又美观的比比皆是。石湾日用陶瓷的产生始于唐宋，明清达到鼎盛。随着销售的畅旺、见识的增加，将日用陶器做得更精美，提高其附加值，是石湾制陶者和商家很容易想到的，日用陶器的造型也从简单到复杂，釉色从单调到丰富，从而促使石湾艺术陶瓷的产生和成熟 3 日用陶器的生产为艺术陶瓷制作提供了技术的支持 艺术陶要以“貌”取人，用泥很讲究，对泥的粗细、烧成颜色的要求很高，石湾陶工因为练制大量的日用陶用泥，掌握了炉火纯青的练泥技术。石湾本土没有丰富的陶土资源，清代嘉庆年间有《藩宪严禁挖沙印砖碑示》，阐明了因为当地岗沙开采过度造成系列问题而需立碑禁止；清代道光年修编的《南海县志》中有大雾岗脚丰宁寺的《拟公禁石湾挖沙印砖说》，提到“陶用土坯，其土皆从贩运而来，岂沙不可贩运而至”，沙和泥料不能挖掘，只能从外地购入。从不同地方采购回来的沙、泥料不同，陶工就要根据产品需求按不同的配方练制泥料，这无疑练就了石湾陶工练泥的高超本领。在釉色方面，石湾白釉行是石湾釉料的开拓者，白釉行主要生产枕头、筷子筒、孟、茶盘等日用陶器，起初产品大部分内上白釉外上绿釉，后来研制出来的产品，釉色非常丰富，“据父老相传，行内之釉色是石湾传统釉色之始祖，最为丰富多彩，可视为石湾窑釉色之代表”[2]，釉色是一种很强的装饰形式，对艺术陶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至于锻烧方面，宋代石湾窑开始使用龙窑，在明代进行改革，此后，又经过历次改进，石湾龙窑的修筑和锻烧技术也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石湾做艺术陶瓷的人很多没有自己的龙窑，一般与他人搭烧。高峰期石湾拥有107座龙窑，所以要找到好的火位（在龙窑内装放的位置）来烧制较为珍贵的艺术陶瓷很容易。一个产区因为大量规模化的生产而形成成熟泥釉火工艺，对艺术陶的产生和发展相当有利 4 贯穿日用陶器生产的“按需生产”思想是石湾艺术陶瓷丰富多彩的原因 石湾以民窑为主，一直以市场引导生产，市场需求什么，石湾的陶工就会生产什么。有头脑灵活的陶瓷商人、睿智的设计人员、成熟的生产工艺，只要有客户提出来，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