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中国领袖年会主题演讲.doc

2010中国领袖年会主题演讲 2010中国领袖年会主题演讲 主持人朱丹：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朱丹，这一场头脑风暴让我们深深震撼，对很大重大经济问题产生深刻的思考。同时，我们也有很多的共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同样精彩闭幕式主题演讲环节。首先我们要请出的演讲嘉宾是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先生，有请。 秦晓： 各位嘉宾下午好，非常感谢主办者邀请我来和大家一起交流讨论。我们这次讨论会的年会主题是“新商业·新共识·新动力”。我看了一下会议介绍，是按照两个10年划分的，就是我们进入新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了，然后来展望第二个10年。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是希望把时间跨度放长点，也算一个命题：第三个30年，或者叫新的30年，为什么这么提?一个基本考虑就是按照对中国经济增长一些基础条件，包括一些支持因素和约束因素，看未来30年和正在发生的30年和已经过去的30年发生一些重大变化。在这些重大变化面前，我们需要去思考，需要讨论，需要形成一些新的共识，我们可以创造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寻求新的动力。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准备了一个稿，题目是“从增长红利专项制度和劳动生产力的红利”。我们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2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计划经济的30年，在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下中国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基础，但僵化封闭体系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第二个30年是改革开放30年，在过去的第2个30年中国经济起飞和崛起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增长红利，外生因素是自主创新和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内生因素是人口红利。前者扩大了生产边界，就是市场需求，后者是供体得以保障。 在未来30年当中，我认为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因素，包括内生、外生供给需求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未来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前30年的简单外推，而是一个具有不同特征新时期，经济增长将会从高速回落到常规，增长动力将会从增长红利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力的红利，这也标志中国经济从前1个30年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入到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下面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口红利的问题。人口红利有两个小问题，第一个是人口结构的老化，导致城镇化进程会放慢。人口红利就表明，在过去30年劳动年龄人口有5.6亿增长为9.8亿，由此形成劳动资源丰富，对经济增长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但是从2000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开始放缓，联合国预测到2005年从增长转为副增长。 现在60岁以上的老人有6亿，到2030年达到3.4亿，占中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2050年出现拐点之后开始上升，人口结构趋于老化。人口红利劳动性供给下降，劳动成本提高，居民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进而导致投资和资本形成下降。过去30年低消费，低劳动力成本支持高投资经济发展方式将发生变化。 除了人口学一般观察外，我们还要看进一步分析中国二元经济人口迁徙问题、城镇化进程。过去30年快速城镇化吸引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部门转移。外出农民工在城镇总劳动比例持续上升，在2007年以来开始趋于稳定，农民工城镇就业增长开始回落。 尽管部分学者认为，农村还有不少剩余劳动力，但我认为由于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年龄和知识结构元素，阻碍了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导致了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中国城镇化进展将会放缓，社科院指出未来城镇化将加速阶段转为减速阶段。城镇化放缓，在经济上的含义是，城镇化拉动大规模投资以及相应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将放缓，例如公路、铁路、建筑业、建材汽车通信等，从而抑制了投资的需求。 这是关于人口的问题，第二个是全球化的红利。全球化的红利已经透支，世界面临经济在平衡，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以前所未有规模改写世界经济版图，中国无疑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中国经济对出口依赖越来越强，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格局出现一种失衡的状态。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全球经济衰退暴露了世界经济失衡的问题，这表明全球化进程不能以每个经济体的结构失衡为代价，特别是经济大国必须小心的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增长均衡，当然此轮经济全球化逐渐失衡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失节，会引起新一轮均衡经济全球化。 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外部市场面临结构性调整，无疑使得中国增长发展模式面临挑战。中国经济增长必须立足自己的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可持续发展。第三要素价格扭曲难以为继，改革开放为中国注入了制度创新带来的增长动力。 主持人朱丹： 谢谢秦晓先生精彩演讲，和我们一起分享他对于中国未来经济走向的观点和思考。同时，我们也曾他的演讲当中深深感受到一个经济学家，一个企业家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深刻的责任感和市民感，也让我们大家带着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前行。 接下来要为我们做主题演讲的这位嘉宾，其实很难用几句话对他进行一个介绍。他不仅是一位企业领袖，更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社会公益事业的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