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培根：论交通事故认定书在民事诉讼中的审查规则.docx

倪培根：论交通事故认定书在民事诉讼中的审查规则　　一、问题的提出　　在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案件中，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于认定案件事实和划分民事赔偿责任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已达成共识。然而，不能达成共识的是，法官应如何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审查。围绕这一问题，不仅实务界的做法十分混乱，理论界的争论也异常激烈。　　（一）实务中的乱象：一般证据审查规则还是优势证据审查规则抑或是不予审查　　下面本文将援引三个案例，以考察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具体做法。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个案例均是笔者从北大法宝V5数据库中检索而来，虽然不能涵盖全部的案件类型，但基本上能够反映出司法实践中一些经常性、典型性的做法[1]。　　案例1:“本院认为，此次交通事故经证人纪某某、徐某某证实，事故发生的经过系纪天文驾驶摩托车由迁西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三屯中队门口向南左转弯驶入公路时，与被告韩小勇超速驾驶冀B50532轿车由东向北右转弯时相撞。证人所证实的事故经过能够与事故现场相吻合。而迁西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迁公交认字（2012）030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所认定的事实与事故现场并不吻合。故对迁西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迁公交认字（2012）030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予采信。”[2]　　案例2:“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本案中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中关村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殷嘉提交的事故车辆碰撞部位照片及对责任认定的质疑，尚不足以推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效力，原审法院采纳事故认定书的证明效力，并无不当。”[3]　　案例3:“本院认为，被告杨永利驾驶陕ANT892号王牌轻型自卸货车发生交通事故，致原告陈修路受伤，此事故经兴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杨永利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陈修路无责任，被告因此应对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该车属被告杨作才所有，应由其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4]　　这三个案例分别体现了法官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三种不同思路：一是，法官仅将交通事故认定书视为一般证据，在其认定的事实与其他证据不符时，可以对其不予采信。二是，法官将交通事故认定书视为优势证据，只要对方当事人未提供相反的证据足以将其推翻，就予以采信。三是，法官直接将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定案依据，而对其不作任何审查。之所以会产生以上不同的做法，是因为法官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属性有着不同的界定。如果说前两种思路是将交通事故认定书归于证据的范畴，那么第三种思路已经不局限于此了，因为，在该思路中，交通事故认定书对民事赔偿责任的确定具有绝对性的法律效力，此种法律效力远非证据效力所及，而更像是行政行为的公定力。　　以上分析表明，法官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做法是非常混乱的。而这种乱象所折射出的问题大致归于两点：1交通事故认定书在民事诉讼中具有何种法律性质？2．法官在民事诉讼中应如何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　　（二）理论上的纷争：证据是行政行为抑或是司法认知　　就交通事故认定书具有何种法律属性的问题，学者们也存在激烈的争论。证据说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三条[5]规定，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证据。但是，在对其进行证据归类的过程中，证据说又分化为公文书证说[6]、鉴定意见说[7]和证据综合体说[8]。行政行为说认为，尽管法律已明确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属性，但无法将其归入法定证据种类，而“法定证据种类之外的材料不是证据”；根据我国处理交通事故的法律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属于准备性行政行为{1}。司法认知说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是任何一种证据，借助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案件事实是一种司法认知方法，属于非证据证明的范畴”{2}。　　从表面上看，学者们只是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属性存有不同认识。而实质上，他们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审查规则也存在争议。原因在于，若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证据，则要对其适用证据审查规则；若其属于行政行为，则要对其适用行政行为审查规则；若其属于司法认知，则对其无需进行审查。由此观之，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属性对其审查规则的确定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也提醒我们，在探讨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审查规则时，其法律属性为何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二、交通事故认定书兼具准司法裁判文书属性和证据属性：法解释学的分析　　在我国，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规制的法律规范有很多，而且涉及多个法律位阶，既有基本法又有立法解释，还有行政规章和司法解释。而这些法律规范为学者们利用法解释学方法探究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法律属性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