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镜像与鲁迅[新人想象]话语实践.docVIP

儿童镜像与鲁迅[新人想象]的话语实践 　　鲁迅很关注“弱者”的生存处境，悲悯其深处社会边缘的非人际遇。他笔下的“儿童”既以弱者的形象出场，但又因其作为新人想象的符码而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主体身份认同的话语实践。于是，鲁迅的儿童书写的内在逻辑呈现出充满张力的路向：一方面，在现代认同环节中儿童想象暗合了由弱而强、去旧从新的宏大主题；另一方面，又因儿童不具备言说能力而被迫屈从于成人的话语体系。换言之，对儿童镜像功能的描绘，表面上契合了启蒙话语的现代与进步的诉求，但在本质上却也隐含了儿童仅仅作为被描写、被解放的他者镜像功能。在鲁迅的文学实践中，儿童往往“作为一种方法”，在现代话语表述中的结构性功能被纳入成人视野而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最终指向的是作家对于现代民族国家主体性想象的社会实践层面。问题是，“儿童”是如何被建构和生产的？在这个过程中，利用了哪些不同的，而且相互关联的概念？而有关儿童的惯用观念是遭受了压制，还是继续发挥着作用？通过将建构的“儿童”与想象的“中国”进行观照，鲁迅笔下的儿童又是如何在其历史、民族以及中国过渡性的文化语境中被想象性地建构起来的？这些问题的提出有助于洞悉儿童主体被言说的话语实践，以及越过儿童镜像所揭示的鲁迅儿童文学观念的丰富内涵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指出，“使曾经不存在的东西成为不证自明，仿佛从前就有了的东西一样”是一种话语的颠倒，这就是“风景”的发现。在他的思维里，“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言外之意，只有重新还原“被颠倒”事物的位置，才能真正揭示其真正的起源。他曾以儿童为例，指出作家借助儿童“风景”来发现成人的话语实践。他认为，“儿童”是一个历史建构的概念，“所谓孩子不是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一个方法论上的概念”。这即是说，以儿童为研究视角并非完全出于其本身研究的意义，更为重要的则是以儿童为镜像来折射操控儿童话语的成人世界。由于儿童不具备言说的能力，其话语表述只能依赖成人来间接性地转述，这实际上保留了成人借助言说儿童来表述自我的可能。由于儿童尚处于拉康所谓的“镜子阶段”：身体和周围环境的界限模糊，将自我与镜像等同起来。于是成人借助于儿童的这种误认而将其转换为一种可资互视的“文化存在”。直言之，依托对儿童的文化压制和文化生产，成人完成了对儿童的话语控制，儿童的镜像认同过程被成人合理运作为一种现代的认知结构与话语方式。这种兼具言说主体与被言说客体的双重性赋予了儿童主体充满张力的寓意，也彰显了中国儿童文学独特的精神意蕴 鲁迅的深刻性在于，他将“立人”与“立国”并举，在鞭挞“老中国儿女”国民性的同时，也极力呼吁和颂扬新人的横空出世，而这种新人则是未来中国的希望，“新生一作，虚伪道消”。由此，儿童就从成人本位的话语牢笼中解救出来，成为鲁迅破毁“铁屋子”文化系统的有效武器。由鲁迅所开启的“救救孩子”的呐喊冲击着厚积着文化惰力的成人文化大堤。他批判那些奴化儿童的”大国民的风度”，认为“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然而，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老中国”的主奴社会框定了强者与弱者，在占多数的弱者之中还有更弱者。儿童往往是作为“更弱者”的角色而存在的，他们被动地受制于同为需要启蒙的成人的话语体系之中。阿Q（《阿Q正传》）很讨厌假洋鬼子头上的假辫子，认为他“没有做人的资格”。当他碰见假洋鬼子时，阿Q骂其“秃驴”来宣泄自己的不满。然而毕竟身份相差悬殊，他还是难逃假洋鬼子的一顿揍打。在讨饶中，他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申辩道“我说他”。在此，作为被欺凌的阿Q将自己所受的羞辱转嫁到他想象中的更弱者（孩子）身上。在这里，这个小孩子就成为一个被随意借代的对象，比阿Q的地位还低，是名副其实的“弱者中的弱者”。这当然不是一个孤例，儿童被成人界定、驱使和规训的现象在鲁迅的小说中俯拾即是。他们没有言说自己的能力，只是成人借之表述自我思想的载体或工具：《药》中的华小栓是几乎没有言语的，留给读者的印象只是他不停咳嗽的样子。《明天》中的宝儿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人们看不到他的挣扎，听不到他的声音，在“和光同尘”的死寂中无声息地死去。《狂人日记》中的妹妹没有出场的描写，她只是一个被吃的魅影。这些儿童俨然是“待死”的生物，其“暗暗的死”表征着生命的过早衰亡。还有一类儿童，他们尽管身体没有天亡，但精神早已麻木。如《示众》中卖包子的胖孩子、戴雪白小布帽的小学生，以及老妈子抱在手里的婴孩，都是无名的失语者，一有热闹就“像用力掷在墙上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飞奔上前，麻木的灵魂下只剩下光秃秃的躯体，其冷漠的心灵和沉默的暴力同样成为“被示众”的对象，与周围的成人看客毫无二致。在鲁迅的意识中，这些失语的儿童只是一些可怜的生物，他们没有自我意识，没有生存的希望，演绎着“几乎无事的悲剧”。徐兰君曾将鲁迅笔下那些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