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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正从主导走向困顿 　　西方文明基于个人本体衍生出注重个性张扬和外向拓展的文明内涵，并逐步进化出“天赋人权”的核心文明价值。近代以来，居于优势地位的西方文明通过对外征服和全球扩张，一度统治了世界，从西方文明体中衍生出来的国际体系在世界上发挥着主导作用。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由于无法为全球化新时代下所产生的全球性和区域性问题提供有效的应对方案，甚至在解决西方国家自身问题时也显得无能为力，西方文明正陷入一种困顿状态 西方文明的进化 从“个人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到“自由民主”的西方政治理念，再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强权政治形态 西方文明发源于地中海沿岸，古代希腊、罗马人作为后来的群体，面临着先于他们发展的两河流域、尼罗河文明的压力以及他们自己城邦、国家之间的竞争。他们所面临的本源问题是，怎样在其他民族面前取得优势以压倒对方而求得生存。这样，西方文明就种下了张扬个性以实现自我和使用强力而外向拓展的文明基因。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社会生活中，人们通过在海洋的拓展而奠定了生存基础，认为人定胜天。显然，西方文明的基因带有突出的“个体本位”特性，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同时，也决定了西方人善于分析性归纳的逻辑推理，并形成了判断是非和理性认知事物的思维习惯 此外，基督教的传播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西方伦理对人性“恶”的认识，突出体现在基督教“原罪”说的核心教义中。而“创世纪”假设试图解答人的本源问题，也设定了一个超越于人与自然的上帝来规制人的行为，从而结合“人本主义”的取向将人与自然分离，形成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西方理性的内在逻辑 这样，“人定胜天”的定位、“个人本体”的定义和“人性本恶”的定性，决定了西方文明中“个人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它突出了人“权利”的获取与拓展，缺少了对自然的敬畏态度，忽视了责任和义务的担当。因此，西方哲学家们都将自己的哲学分析起点定位于“利己主义”，或者是“伦理而理性的利己主义”。①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淬炼，把人从“神”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以“人本主义”的取向为基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人文主义”的伦理观点和“理性主义”的科学逻辑。②继而在“启蒙运动”中找到了“天赋人权”这一近代西方政治理念的逻辑起点，从而在政治学上形成了“自由民主”的西方文明价值观，在经济学上确定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明确产权属性，最终建构了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和以法治社会为保障的近代政治体制。同时，他们通过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了技术进步，促进了“工业革命”的产生，开始了西方社会的工业化进程 西方文明基于国家在自然状态下的规范与法理，衍生出以民族国家为行为体的所谓“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并基于“无政府社会”（Anarchical Society）的假定逻辑，提炼了主权、安全和利益的国家本质属性，界定了运用实力和追求霸权的国家行为取向，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强权政治形态。这样，西方国家便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国家利益为诉求，国家安全为取向，将自身的权力追求凌驾于非西方文明的生存之上。因此，西方文明通过自我进化，启动了近代化进程，从而走到了世界文明体系的前列 西方文明以“血与火”主导世界 西方在什么地方实施其“民主计划”，往往就会使得当地本已不稳的局势更加动荡混乱 近代以来，基于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和“万国公法”，西方社会建构了一整套近代化的国际社会体制。与此同时，其发达的科学技术推动着西方社会走上工业化道路，而有效的政治体制大大优于非西方世界的封建制度，西方国家以其超越东方文明的优势地位，用“血与火”来开道，实现对东方社会和世界其他区域的征服和统治，造成东西方文明体系失衡的状态 西方文明中孕育的自由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民族国家权利无限扩张的行为，导致了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国家间惨无人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文明社会中强权政治的逻辑、世界权力的追求、民族自利的行为和崇尚武力的取向，给正在探索自由解放的东方民族释放了警醒的信号。在近代中国倡导西方“进化论”的严复先生惊呼，“欧罗巴……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就连西方著名的思想家斯宾格勒，也看到了“西方的没落”之端倪 二战结束后，世界掀起了第二波全球化浪潮。西方国家以其有效率的政治制度和较发达的经济体制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建立起以西方的生产方式、贸易规则和金融模式所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并将西方文明中的“自由民主”理念意识形态化，积极在世界范围内推进以西方文明模式为样板的世界现代化进程 冷战结束后，随着第二波全球化进程进入高潮，西方更加自负地以“民主自由”的教宗自居，将本来具有积极意义的西方文明价值观政治化和绝对化，将“自由民主”的理念，教条而僵化地奉为独一无二的圭臬，并将其作为一个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