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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发达国家普遍增长乏力、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的表现近乎灾难、多数发展中国家进步缓慢的情况下，在一个市场体系还没有很好建立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了近10%的较长期的年均增长率。中国经济增长的表面原因很容易统计、分析出来，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要素投入增加、外资和对外贸易、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等是其中较明显的因素。但重要的是这些表面原因背后的内在动因。中外学者对此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其中比较典型的包括分别强调制度变革、渐进式改革、后发展利益，或者其中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等。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确实是一个制度变革的过程，制度变革的激励作用和效率意义也确实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制度变革只是增长的外在原因而不是内在动力，更不是唯一动力，因为它本身也需要其他力量的推动，推动有效的制度变革的正是经济增长本身的内在动力，即人们经济努力的主观愿望，制度变革只是经济增长的途径之一或一个中间阶段。因此，用制度变革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说明内在的动因。这正是这种观点不能解释其他转轨经济国家不能成功，不能解释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利用制度变革实现增长的原因。　　中国采用渐进式的经济改革策略并取得了成功，而采用激进式改革的国家则基本上都失败了，因此中国的持续高速增长与渐进式改革也是分不开的。但正确的运动方向不等于动力，渐进式改革的合理性只是增长的技术原因而不是内在动因。并且渐进式改革会导致双轨制、不公平竞争、资源配制扭曲，使进一步改革的难度加大，与经济学中的“次优定理”和“快车道定理”也是违背的，理论上并没有必然的优势。因此，即使渐进式改革确实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和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其内在的原因和逻辑也需要进一步的析。强调后发展利益的观点同样也有道理。问题是为什么其他落后国家的后发展利益没有导致高速增长，而且不少经济落后国家的市场体制比我们完善，其他条件也比我国有利。因此后发展利益也不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根本原因，而更是一种外在条件因素，即使用后发展利益加渐进式改革来解释，说服力要更强一些，事实上也仍然只是说明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外在原因，而没有解释清楚必然导致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因。根据经济内能增长思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是较高的经济内能，在有利的增长条件下迅速释放和转化，并基本形成经济内能良性循环的结果。首先，改革使人们长期受到压抑的消费欲望开始释放，开放带来的新产品、生活消费方面的信息和新观念等，都对人们关于生活消费、经济经营的观念和态度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促进了人们经济努力的主观愿望，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需要的经济内能的第一个主要来源。其次，我国采用的渐进式改革对经济内能的维护和良性循环起了关键作用，激进式改革的特征是迅速破坏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很容易导致人们的思想混乱，对经济内能有很大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甚至会超过改革本身的积极影响，还会导致增长条件恶化和经济衰退，而经济衰退反过来又使人们怀疑改革，进一步导致思想混乱，从而引发经济内能的恶性循环，渐进式改革是逐步改变原有的社会经济体系，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冲击和消极影响较小，能在不造成思想混乱的前提下，引导人们的思想观念向积极进取的方向发展，有利于经济内能的产生和积累。并且渐进式改革在通过改革逐步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能够较好地维持生产和经济的持续运行，维护和改善增长条件，从而有利于维护经济内能的良性循环和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除了长期短缺经济形成的经济内能潜力和渐进式改革对经济内能良性循环的积极影响以外，我国政府在改革过程中注重思想意识的引导，在改革的政策和节奏安排方面，注意平衡各方面的利益等，也是实现经济内能良性循环和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带来的外资、技术、管理经验和贸易扩展等，为经济内能转化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且也反过来促进了经济内能的产生和提高，这些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不过，这些条件因素不是决定性的，如果没有产生经济内能的机制，这些条件再好也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一方面照目前的速度持续增长，中国将在21世纪的上半叶成为世界最强的经济大国，对世界经济政治的格局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的增长速度近几年有明显回落，1998年增长8%的目标只是勉强接近实现，虽然有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灾的原因，但经济增长本身的疲乏迹象已经出现，政府采取的财政金融政策效果不如人意，内需始终不振等可以说明这一点。1999年的增长速度仍趋下降。这些情况使得人们不能不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否持续下去的问题十分关心。根据经济内能增长思想分析，中国产生和维持较高经济内能的潜力很大，只要政策适当和有其他因素的配合，完全能支持比较长期的高速增长。理由如下：首先，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