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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音乐广播回溯及思考 　　音乐广播之路坎坷曲折 音乐是广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音乐这篇“文章”的优劣,是广播事业兴衰乃至文化大气候的晴雨表 上海的人民音乐广播,诞生于1949年5月解放上海的隆隆炮声中。它的啼声初试是充满欢欣的,以《解放区的天》《东方红》《南泥湾》和《翻身道情》等大量老解放区革命歌曲为主调。这既是形势所需,也是热烈欢庆解放的上海人民心声的真实写照。这个时期,音乐节目从无到有不断增加,编排及形式也日渐多样化。从1954到1957年,随着当时上海众多私营广播电台的改造、重组乃至合并,电台的音乐节目迎来了第一个繁荣期,这既得益于接收私营电台的大量唱片而大为充实的电台节目库,也因为录音技术的发展和设备的不断完善。电台除了对大量音乐会的现场录制,还把众多沪上音乐名家请进录音室。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涌现的一大批优秀的音乐家,像殷承宗、顾圣婴、蔡绍序、鞠秀芳、周碧珍、董爱琳、卫仲乐、陆春龄、才旦卓玛、闵惠芬等等,无不借助电波而为广大听众所熟知 1957年以后,极左之风渐起,繁荣局面遭到扭曲,音乐广播事业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反常现象在1962年中央“文艺八条”下达后曾有所改观,如一大批以往被贴上“爱情至上”标签的中外民歌和古典音乐得以开禁;音乐讲解不必拘束于高亢激昂的格调,对亲切柔和或抒情风格也不再忌讳。可惜好景不常,1964年以后,音乐广播的大环境又变得越来越严峻。但在文革之前,阶级斗争的大棒对音乐广播的打击毕竟伤筋而未动骨,所以依然涌现了诸如《唱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枪》《红旗颂》等不少优秀作品 十年动乱是上海音乐广播的一场噩梦。尽管在其后期由《战地新歌》为标志的群众歌曲和民歌的出现,“红色小提琴”系列的奏响,曾给长期深陷文化沙漠中的人们带来几分意外和激动,但这毕竟只是文化专制之网的“百密偶疏”,远未从根本上改变百花凋零的局面 1976年的金秋10月,带给音乐广播人的,不仅是云开雨霁的欢欣,更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大批被打入另册的音乐节目开禁,绝响了13年之久的外国音乐节目在1979年得以重新推出,到1985年9月,播出量逐渐增加到每天700多分钟,占到音乐总播出量的40%,达到电台自有外国音乐节目以来的最高峰。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打开国门,音乐广播人的视野愈益开阔。欧美古典、轻音乐、流行乐,港台流行歌曲乃至世界音乐,与外国同行合作的节目,都在音乐广播中各得其所。节目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长足的进步,音乐广播迎来了十分难得的黄金发展期 1992年以后,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广播资源整合,频率细分,建立了节目系统化、专业化、极具针对性的音乐广播体系,拥有了一支具有全新广播音乐理念和创新意识,能打硬仗的精干的编辑、播音和主持人队伍。与此同时,精心打造了星期广播音乐会、上海之春国际广播音乐节、东方风云榜等著名音乐品牌,形成内外兼修、全面开花、繁荣昌盛的喜人局面 认识和把握音乐广播的特性 回顾60年的不凡历程,有许多东西值得回味与思考。我们最深的感悟是,上海音乐广播能有今天的繁盛,得益于对其特性的综合把握 首先是音乐广播的时代性。时代环境是音乐广播赖以生存的土壤和前提,1957年前的音乐广播呈现了蒸蒸日上的势头,就是当时贯彻百花齐放方针的生动体现。反右后,广播人感受到极左思潮的阵阵寒意,更难免遭遇生硬威严的当头棒喝。无论是在文革前音乐广播的跛脚状态,还是文革中音乐广播的凋零,都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的恶劣。新时期,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改革开放,音乐广播才真正迎来大发展的良机。为改革开放鼓与呼,为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作贡献,都成为时代对音乐广播的要求。音乐广播只有与时代的发展同步,因时而动,顺势而上,才能保持旺盛的活力,获得无穷的动力 其次是音乐广播的服务性。在过分强调广播为政治服务的年代,对听众的需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如今,为听众服务已成为广播的生存之道,这就要改变“播不播由我,听不听由你”的僵化思维,懂得双向传播的规律。节目务求因人而异,随听众年龄层次而变化,从可听性、趣味性、知识性和时效性等多个角度下功夫。如点播节目就是音乐广播为听众服务的一个典范,这类节目在八九十年代的鼎盛期,简直成了听众表达喜庆、祝福,寄托情感的首选渠道。此外,将美国格莱美颁奖典礼、伦敦逍遥音乐会和柏林森林音乐会的实况送到听众的耳畔;开设上海第一档音乐文化评论类广播节目《王博士音乐坊》,以及融知识性、服务性为一体,面向数以万计的琴童及其家长的《琴童世界》节目;定期举行怀旧金曲听友会;构筑全面、权威的经典音乐的信息发布窗口……凡此种种,对聚拢人气、提高关注度、提振音乐广播的社会影响力都功不可没 第三是音乐广播的引导性。音乐有良莠之分,有通俗与晦涩、健康与亚健康等的区别,因此广播人时刻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