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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对辽金出版物禁令及政策探析 　　【摘要】宋朝为防止泄露朝政及军事机密，制定并执行了针对出版物流入辽、金的禁令。由于执行的松紧度与辽金关系密切相关，法令未能自始至终地得到贯彻，没有发挥禁令应起的作用，加之市场与文化交流不可逆转之客观事实，禁令最终未能阻止出版物在民族间的传播 【关键词】辽金；文化交流；刻印书籍；禁书 【作者单位】刘潇，河北大学中国史宋史研究中心，保定市委党校 终宋一代，与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辽、金时战时和，宋朝对辽、金的态度也随着政治及军事变化呈现不同特点。无论是主动交流还是明令禁止，宋与辽、金的文化融合从未停止过。宋朝时，刻板书籍渐兴，使文化传播更为便利，所谓“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读书者事半而功倍” [1]。文化传播不是单向的、封闭的，而是多维的、交叉的。这种跨文化的传播打通了不同文化之?g的分割，形成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动，推动了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作为古代文化载体的书籍等出版物，通过宋政府对其流向的控制，反映了当时文化传播的状态和以汉族士大夫为主体的群体对待不同文化的心态 一、宋朝制定出版物流入辽、金禁令的出发点 自澶渊之盟后，宋、辽处于相对和平时期，边境贸易频繁，文化交流环境相对宽松，所谓 “商旅往来，因兹将带阜朝以来臣僚著撰文集印本传布往彼” [2]。官方会赐予书籍给使节，以显文化优越心态，“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帙，愿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将召之，死已数年。搜其诗，果得《草堂集》十卷，诏赐之”[3]，从侧面反映了宋代官员及其出版物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知名度和宋朝统治区域是不尽相同的。除官方外交活动外，民间贸易及交流也异常活跃，宋朝书籍不可避免地或是通过边境贸易，或是随人携带流入辽境。起初，并不是所有书籍都被列为边境禁止出售范围，如景德三年（1006年）九月诏：“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按罪，其书没官”[3] ，由此我们可知儒家经典著作是允许通过榷场交易的。但由于诏令执行效果不佳，为防止泄漏军事机密，宋廷多次下诏禁售书，并逐渐加大了处罚力度 入仁宗朝，边事逐渐吃紧，出版物在流通方面的禁令出台得更为频繁，但并未有效遏制走私行为， 而其中不仅有商旅将宋出版物卖至辽，连朝廷委派使者也会携带文集入辽。为了防止泄露宋廷机密，仁宗下诏“今后如合有雕印文集，仰于逐处投纳，附递闻奏，候差官看详，别无妨碍，许令开板，方得雕印。如敢违犯，必行朝典。仍候断遣讫，收索印板，随处当官毁弃”[2]，此举从政府层面控制并审核民间出版文集、写录、雕版会要和实录等内容是否涉及军事机密，试图从出版源头控制住图书外流。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随着边事吃紧，朝野出版的战和争论及针砭时政的出版物增多 虽然部分文集、会要等书被列为禁止流通出版物，但儒家经典类无关政事及边防机密的图书贸易并未中断。例如，神宗元丰元年（1078）四月曾下诏：“诸榷场除《九经疏》外，若卖余书与北客，及诸人私卖与化外人书者，并徒三年，引致者减一等，皆配邻州本城，情重者配千里，许人告捕给赏。著为令”[3]，可见在榷场贩卖儒家经典等出版物是合法的，只有出售被禁止的出版物才要入徒刑，诏书还明确了给予揭发者一定奖赏。这加大了政府管控出版物的力度，从中我们也可看出民间私卖禁书现象长期存在，而儒家经典出版物对少数民族地区亦属于大宗所需读物 随着宋开禧北伐的失败，金与西夏、蒙古族交战，无力对宋发动战争，宋廷对出版物的禁令虽然依旧针对的是有关时政和边防的出版物，但出发点由涉嫌泄密转向担忧过多的禁令会影响边防暂时的和平。“近日书肆有《北征谠议》《治安药石》等书，乃龚日章、华岳投进书札。所言间涉边机，乃笔之书，锓之木，鬻之市，泄之外夷。事若甚微，所关甚大，乞行下禁止。取私雕龚日章、华岳文字尽行毁版。其有已印卖者，责书坊日下缴纳，当官毁坏。”[2]此类出版物作为个人民族感情宣泄的载体，被认为会影响到和平局势而列入禁令中，并遭到毁版等处理，导致这些出版物未能流传下来。此外，一些涉及有损国体的戏亵出版物也被禁止刊行及流通，以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和正统性 二、宋朝实施禁令的具体措施 宋廷主要采用行政处罚和刑罚的手段从出版源头和流通渠道上对图书流通加以控制，以期达到对辽、金禁书的效果。但通过其不断强调禁书的律令，我们也可看出禁令的执行效果甚微，从当时大臣的上书中便能反映出边境出版物贸易屡禁不止的现象。如欧阳修上书“臣伏见朝廷累有指挥，禁止雕印文字，非不严切，而近日雕版尤多，盖为不曾条约书铺贩卖之人……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之虏中，大于朝廷不便……臣今欲乞明降指挥下开封府，访求板本焚毁，及止绝书铺，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