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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问责中价值理性缺失问题及其破解之道 　　摘要：价值理性事关行政问责的公平性、民主性、公共性，影响问责的效率和效果。当前，我国行政问责中价值理性缺失问题还比较突出，直面现实，行政问责价值理性建构应着眼于增强问责的公平性、完善问责的民主性，提高问责的公共性和加强问责的伦理建设四个方面 关键词：行政问责；价值理性；公正性；民主性；伦理建设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2-0013-06 2003年 “非典”事故中，某些行政人员的失职、过错、无为等行为，促使人们再次聚焦行政人员行政行为问责问题。近些年，行政问责在我国逐步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从问责在各种公共安全事件中的推进与实施的效果来看，还远远达不到当前要建设的公平公正、民主高效的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的目标。这其中，由于对行政问责的伦理价值方面的认识还不到位，给问责的实施及其效果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从问责的价值理性方面来深入研究行政问责，努力实现行政问责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达到我们建立服务型、责任型政府的目标 一、行政问责和价值理性相关理论概述 对于行政问责，学者们从不同的方面和层次作了探讨。宋涛指出，行政问责即指公务员对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负有责任，责任授权人有权对公务员就此开展质询活动，公务员对处理结果负承担相应责任的义务。[1]周亚越认为，行政问责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规范。[2]我们认为，行政问责是指因行政系统中的领导者和行政工作人员在自身职责权限范围中，没有承担或正确承担自己的职责和履行相应的义务，导致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依法定程序对相关行政人员追究责任的行为 就价值理性而言，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他认为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对周围环境和他人客观行为的期待所决定的行动 ，这种期待被当作达到行动者本人所追求的和经过理性计算的目的的条件或手段 ”。[3]31-32价值理性是指，“通过有意识地坚信某些特定行为的――伦理的、审美的、宗教的或其他形式的――自身价值，无关于能否成功，纯由其信仰所决定的行动 ”。[3]32就我国目前的公共管理来看，对于价值理性的追求和重视比对工具理性的追求少得多。我们应该知道不注重价值理性的思考，忽视公共行政的民主性、公平性和公共性必然会导致公民的权益受到损害，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我们应重视价值理性的思考和运用，使得价值理性的内涵和作用能够为公共行政服务 价值理性在行政问责中的作用可归结为两点：其一，价值理性有利于强化责任主体的责任意识。价值理性能够使行政人员依据内心的道德标准作出合乎公共利益的行为，从而增强他们的责任精神和责任意识。行政人员了解和认识了价值理性的内涵，一方面能够在自己出现过错行为时，主动接受问责并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当所属组织及成员出现过错时，自己能够严格依法办事，维护制度的权威和公共的利益。其二，价值理性具有对法律责任的补位功能。公共管理中，法律可以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规范和调节，使他们能够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但是我们知道法律并非万能，它也有自身的弱点和缺陷。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法律能够涉及所有领域中的任何事项、任何细节，由此法律出现了责任的“盲区”，降低了法律的作用。价值理性的思考和追求能够很好地对法律责任起到补充作用，从而使法律和道德共同发生应有的效用 二、我国行政问责中价值理性不足问题分析 我国行政问责由于起步晚、发展快、对价值理性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导致在行政问责的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严重影响了问责的效率和效果，问责的公平性、民主性、公共性降低。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价值理性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 （一）行政问责中价值理性的公正性缺乏 1存在“情理问责”现象，影响问责的公正性。“情”是中国传统交往伦理的基础，传统社会人们的交往关系是由情与义组成的，“仁义礼智信”作为一种交往的特殊“情理”，是人们价值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的高度概括性和稳定性，使之常常与“情理”的具体性和灵活性一起来调整社会关系。但在我国实际的问责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重视“情理问责”而忽视“法理问责”的现象。“情理问责”依据问责主体的个人主观好恶而为之，对出现重大事故的问责往往依靠个人主观价值判断进行问责，这不利于行政问责公平与正义的实现。“情理问责”是个人情绪化倾向的展现，由于行政组织的领导者具有较大的裁定权，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依据自己的想法和意志，决定是否需要问责、问谁之责、问责的力度如何、应当承担何种责任。由此可见，我国的行政问责还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自主性。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