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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赠与合同法律制度的完善 论赠与合同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立法应明确赠与合同的性质 　　目前我国《合同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赠与合同的性质,学界观点也不一致,有的学者支持赠与合同属实践合同的观点,即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赠与合意后,赠与人还须向受赠人交付赠与物,此时合同才成立;有的学者则认为赠与合同应属诺成合同,即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赠与合意合同即告成立;有的学者则采折衷主义,认为赠与合同原则上属实践合同,但在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正的赠与合同属诺称合同。 　　笔者认为,我国《合同法》虽未明确规定赠与合同的性质,但实际采纳了赠与合同属于诺称合同的观点,理由如下:首先,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第一款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力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此条规定表明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享有任意撤销权,而享有撤销权的逻辑前提是赠与合同已成立,否则何言撤销?故笔者认为,既然法律规定了赠与合同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可撤销,则法律已经默认赠与人与受赠人一经达成合意赠与合同即告成立,即赠与合同为诺称合同。其次,从立法的价值取向上来看,赠与合同的制度的立法取向是要使双方利益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尤其要加大对赠与人的保护,所以不论是将赠与合同规定为诺成性合同还是实践合同,其立法的价值取向是不变的。法律将赠与合同规定为诺称合同,则赠与人与受赠人一经达成合意合同即告成立,赠与人就应履行赠与义务,否则构成违约,这显然加大了对赠与人的义务,使得赠与人的利益与受赠人的利益失衡,于是法律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这样双发利益才又趋于平衡,其效果也与实践合同基本相同,所以诺称合同是任意撤销权存在的基础,赋予任意撤销权的诺称合同更好的平衡了双方权益。故笔者认为,应在《合同法》中明确规定赠与合同的性质,以便在理论界消除争议,同时也使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更加明确,更好地指导司法审判活动。 　　二、完善法定撤销权相关制度 　　赠与合同中的法定撤销权是指当符合法律规定的特殊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情形时,赠与人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享有撤销原赠与合同的权利。法定撤销权不同于任意撤销权,其只要具备法定事由,不论赠与采用何种形式,赠与财产权利是否转移,撤销权利人均可撤销之。法律规定的法定事由往往也都是对赠与人或其近亲属较为严重侵害行为,或者不履行赠与义务等等,而任意撤销权只要在财产权力转移之前均可行使,这也是两种撤销权的价值取向不同导致的。我国《合同法》对赠与合同法定撤销权的规定是第一百九十二条,但笔者认为还不够详细,某些规定还存有一些模糊不详之处,实践中也因此出现了很多问题,以下是对法定撤销权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一)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中的严重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应当细化 　　虽然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但未对严重作出明确界定,因此导致在实践中欠缺可操作性,导致司法审判的判决结果千差万别,难以统一。同时也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滋生腐败。通过借鉴他国立法,如《意大利民法》第801条规定,只有在受赠人犯有本法第463条第1项、第2项和第3项规定的罪行的情况下,或者在受赠人故意严重伤害赠与人或故意使赠与人的财产遭受严重损害的情况下,才允许以忘恩负义为由提起撤销赠与的诉讼;《法国民法》第955条第二款规定,受赠人对于赠与人犯有虐待罪,轻罪或侮辱罪时,赠与人才得以受赠人有负义行为而撤销赠。因此,笔者认为,应在我国《合同法》中对受赠人侵害行为的严重程度做出界定,如:受赠人的严重侵害行为是指受赠人的侵害行为主观上具有故意,客观上该行为触犯我国《刑法》已构成犯罪,即只有受赠人的行为满足上述严重程度,赠与人及其近亲属才可行使法定撤销权。 　　(二)应在《合同法》中规定:附负担赠与合同中非因不可归责于受赠人之事由不能履行或者不必要履行的,赠与人不得撤销赠与 　　所谓附负担赠与,是指受赠人负一定给付义务的赠与。史尚宽先生指出,附负担赠与,谓以受赠人对于赠与人或第三人负有为一定给付债务为附款之赠与。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笔者认为,应当将不履行分为两种:一种为受赠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是由于可归责于受赠人的事由所致,即受赠人主观上有过错;一种为受赠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是由于不可归责于受赠人的事由所致,如:不可抗力等。对于第一种不履行,应当赋予赠与人及其近亲属撤销权,因为受赠人对其所负担的义务不履行主观上有过错,若法律还要求赠与人继续履行势必会侵害赠与人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