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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民工进城定居数量估算 北京大学 章铮 杜峥鸣 乔晓春 2008.10 研究思路 一、民工就业事实的认定 二、模型构建与最低连续工作年限的估算 三、用工作寿命表估算现有民工进城定居数量 事实认定 中国绝大多数民工就业于劳动密集型制行业； 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企业为追求利润，在用工上趋于年轻化； 企业用工需求的年轻化一方面导致青年民工供不应求，出现民工荒，另一方面导致民工进入中年后绝大多数在城市找不到工作； 事实认定（续） 中年失业使得绝大多数民工在城市工作年限缩短，进而导致了民工生命周期收入的大幅度减少，因而不具备进城定居的经济能力。 事实举例 事实引起的思考 城市化是事关民工及其家庭一辈子的生命周期决策。 城市化的必要条件是民工家庭的生命周期收入等于或大于生命周期必要生活支出。 影响民工生命周期收入的因素主要是两个：工资率（年工资或月工资）与工作年限。 事实引起的思考（续） 城市企业用工需求年轻化导致青年民工进入中年后绝大多数成为城市失业者，使他们在城镇的工作年限从16-55/60岁缩短到16-25/30岁，甚至更短。 半辈子就业、半辈子失业大大减少了民工及其家庭的生命周期收入，因而严重影响他们进城定居的经济能力。 我的模型试图反映工作年限对民工城市化的影响。 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的特点 第一，模型中的决策者是包括已经进城的民工夫妻及子女在内的民工“小”家庭。民工是从自己家庭利益的角度，做出是终生定居城市还是在城市工作一段时间后回乡的一次性终生决策。这意味着该模型是一个生命周期模型。 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的特点 第二，把民工就业状况随年龄变化而变化的现实考虑在内。这意味着该模型是一个年龄结构模型。 模型估算结果 民工城市化数量 假定能满足民工家庭进城定居的条件是连续工作30年，根据2006年民工工作寿命表，21岁的民工，能够连续在城市工作30年的只占该年龄组民工总数的20.4%，即约1/5；26岁的民工，能够连续在城市工作30年的只占该年龄组民工总数的12.6%，即约1/8；31岁的民工，能够连续在城市工作30年的只占该年龄组民工总数的5.3%，即约1/19。 民工城市化数量（续） 2006年，中国20岁以下、21-30岁、31-40岁的民工分别为2122万、4811万与3889万，20岁以下民工城市化比例按照1/5计算、21-30岁民工城市化比例按照（1/5+1/8）/2=1/6计算，再假定31-35岁民工占31-40岁民工的一半，其城市化比例按照1/19计算，则2006年中国现有的13212万民工中，能够具备城市化最起码的经济能力的只有1431万。 民工城市化数量（续二） 2006年民工工作寿命表的依据，是2006年民工的年龄结构。但正如表3所示，迫于民工荒的压力，自2004年以来，城市用工企业不得不放宽用工年龄。 民工城市化数量（续三） 估算表明，如果从2007年开始，年均民工新增数量为582万，即相当于2002-2006年年均民工新增数量678万的85.8%，则到2012年，31-40岁年龄组的民工数量，会如同表3中30岁以下年龄组的民工一样供不应求，而41-50岁年龄组的民工数量，则会如同表3中31-40岁年龄组的民工数量那样大幅度增加。 民工城市化数量（续四） 即使考虑到次贷危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受阻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迁等影响民工数量增加的短期不确定因素，把年均民工新增数量下调为357万，仅相当于2002-2006年年均民工新增数量的52.7%，上述31-40岁年龄组民工供不应求现象出现的年份，也仅仅从2012年推迟到2016年。 民工城市化数量（续五） 表3表明，2006年时年龄在30岁及以下的民工，属于供不应求的年龄组；年龄在31-40岁的民工，属于需求急剧增加的年龄组。 到2016年，上述年龄在30岁及以下的民工的最大年龄上升到40岁，民工供不应求的年龄组也同步上升到40岁； 民工城市化数量（续六） 同时，上述年龄在31-40岁的民工的最大年龄上升到50岁，而对民工需求急剧增加的年龄组也同步上升到50岁。因此总体上这些民工在城市不会失业。 据此，笔者预计，30年后，当今天20-30岁的民工年龄为50-60岁时，城市劳动力短缺导致的用工年龄上升，会使他们比较容易地在城市找到工作。 民工城市化数量（续七） 换句话说，从动态的角度来看，2006年时年龄在30岁以下的6933万民工极有可能在城市工作到退休年龄，因而他们（加上其家庭瞻养人口数量估计在1.1-1.3亿）都具备在城市定居的最起码经济能力。 当然，这些民工有能力城市化，并不等于他们就都愿意城市化。 政策含义 第一，民工城市化，首先必需解决民工——特别是进入中年后的民工——在城市稳定就业的问题，其次是解决民工的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