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融合.ppt

   面对国内科学与人文严重疏离的现实，首都师大丁邦平教授认为“从国际看，新的科学观是当前科学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科学究竟是什么？科学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发达国家科学教育改革的理论基石。科学教育改革首先要更新科学观。” 新近出版的《萨顿科学史丛书》，在上海书展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近日，该书主编之一、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在有关演讲中发出“中国需要一千个萨顿”的呼喊，的确令人忧虑、耐人深思。 二、杨叔子的人文科学观 中国不仅需要有自己的萨顿，更需要有自己的科学观。怎样确立我们自己的科学观？对此，杨叔子院士做了有益的探索。 杨叔子从中华文化哲理中所凝练的科学观，主要体现在整体观、变化观与本质观这三个方面。 所渭整体观，“是全局地有联系地看问题”。“中华文化哲理一大精华就是讲整体、讲全局、讲“天人合一”、讲“四海一家”、讲“古今一体”。客观世界是一个整体，主观世界是一个整体，主、客观世界也是一个整体。人与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都是一体的”。 例如，都江堰工程就集防洪、灌溉及排沙等功能于一体，造福成都平原几千年，人称“天府之国”。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古老的都江堰工程经受了考验，除解放后的加固工程表面有裂纹外，原来的主体工程没有任何损坏。 所谓变化观．是“长远地发展地看问题。中华文化哲理精华之一就是承‘变’。《易》的‘易’，实质就是‘变’”，正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而且，这种变化是“动态的或运动的而非静止的，是变化的或发展的而非停顿的，是有机的或相互作用的而非僵死的”。《易经》就是讲“变化”的经典。其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表明了我们祖先利用阴阳创造万物的基本思想与过程。 《易经》八卦生成跟二进制原理如此一致，也跟数据结构中的“二叉树”（Binary Tree）的原理和过程完全相同。 所谓本质观，是“深入地辩证地看问题”。“‘万变不离其宗’的‘宗’，就是本质。这体现着‘道通为一’，即“在最深的层次上，却是统一的”，“本质是相同的”。 如《论语.尧曰》中的“允执其中”就是要实事求是把握其度，不要不及，更不要过，否则，物极必反。如自然界的“生态食物链”一断，就有可能发生生态危机。如“守弱居柔”，当年，朱元璋采纳“广积粮，缓称王”策略，终于最后称王。还有，蜂巢如此精巧美丽，符合能量最低原理和美学原理。 整体观、变化观与本质观这三者又是紧密相联而不可分割的。我国东汉时提出的“‘易’含有‘简易，变易，不易’三义，就体现了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在《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哲理的凝现》的演讲中，杨叔子还将中华文化哲理所蕴涵的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上升到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高度来加以阐发，并说明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就是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为内容的“爱国主义”。杨叔子的科学观也由此打下了坚实的中国人文精神、中国人文文化的基础。 杨叔子科学观的主要观点还有：“科学求真，立世之基；人文求善，为人之本”。它回答了科学是什么，人文是什么的问题。“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和“一个民族，没有现代科技，一打就垮；没有民族文化，不打自垮”。解决了科学与人文的辩证关系以及科学、人文与民族自立与发展的关系。  “人文思维是原创性思维的主要源泉。没有人文思维，就没有原创性”。回答了人文思维与原创性思维的关系。杨叔子指出，中国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是以形象思维（灵感思维）为基础，而后上升为理性。当代一些原创性成果，就是受到中国文化哲理的启示而诞生的。   还有，“人性的开发与培育，主要靠人文教育；灵性的开发与培育，既要靠科学教育，也要靠人文教育”；“绿色教育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融，其思想与观念的核心就是素质教育”。这是杨叔子在人文科学观的基础上，提出的科学与人文交融的绿色教育观，对科学教育改革具有指导意义。 杨叔子在《道法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眼中的老子》的演讲中谈到，“东方的直觉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实证科学所得出的结论殊途同归。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先哲们的智慧。了解我们源头文化，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祖先的伟大，深深地挚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与优秀的民族文化，而且与现代相结合，与科学相结合，更可使我们对世界的本源有一个更加正确的认识，使我们在攀登科学高峰时有一个更为正确的思维”。我想，这段话是对杨叔子人文科学观的最好诠释。 三、杨叔子人文科学观的个性特征 有人说，我们中国缺少萨顿，但不能说没有萨顿式的人物。我认为，杨叔子院士就是中国的萨顿，而且他们在好多方面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