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数学教导的严峻论争.doc

六十年数学教育的重大论争 张奠宙 宋乃庆 论争一：中小学数学课程是否要照搬苏联? 1949年以前，我国数学教育深受英美数学教育的影响。仅就使用的教材看，大多从国外引进．耳熟能详的就有《3S平面几何》《范氏大代数》《斯盖尼解析几何》等。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是国家政策。但是，我们是否要全盘照搬苏联的中小学数学教材呢?这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当时，苏联中小学学制是十年，我们是十二年。早先使用的英美 数学教材中有高次方程、行列式、导数、解析几何，苏联十年制数学教材中都没有。如果照搬苏联教材．岂不是降低了数学教育水平?很多数学老师有不同意见。后来，对于教条主义死扣苏联十年制教材内容的问题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例如1960年规定小学必须完成算术教学，高中恢复“平面解析几何”课程等。这段历史表明，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是必要的，但是不要教条式地硬搬。 论争二：在数学教学理论上是基于苏联凯洛夫《教育学》，还是杜威的教育理论? 杜威的教育理论倡导“儿童中心”“活动课程”“生活即教育”等理念。与之相反，凯洛大则主张“教师中心”“知识中心”“课堂中心”。两者针锋相对。 凯洛夫《教育学》和杜威教育理论之争，一直持续到今天。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仍以观念潜流的形式不绝如缕，许多“教育改革”的核心其实是杜威的思想，只是没有正式打出杜威的旗帜罢了。 论争三：是开门办学、联系实际，还是“保持教学秩序”、强调系统知识学习、打好基础? 1958年，正式提出了“教育革命”的口号，核心是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它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开门办学”，“把学校办到工厂、农村中去”。数学因为抽象，理论联系实际比较困难，备受责难．因而成为改革重点。在那个“大跃进”的年代，学生编写教材，劳动代替上课，生产技能取代理论知识。原本系统的数学基础教材，变成了“公社数学”“车间数学”等。过度的劳动安排“破坏了正常教学秩序”。1959年初即开始纠正，恢复正常的教学活动。 1960年4月中国数学会上海会议上，“打倒欧(几里得)家店”“打倒柯(西)家店”的口号四起。北京和上海分别提出“十年制中小学数学课程大纲”，十年级学生要学习“偏微分方程的差分格式”，这显然是做不到的。到1960年底，“三年自然灾害”来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落实，这些冒进的做法偃旗息鼓。 中国源远流长的教育传统，苏联教育理论和数学教学法的影响， 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数学教学实践经验，三者合一，形成了中国数学教育的现代特色。 论争四：“拨乱反正”，是恢复到“文革”前，还是进行新的改革? “文革”结束以后必须拨乱反正，一切先恢复到20世纪60年代的数学教育状态再说。在当时．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恢复并不是要停顿。改革开放仍然是主旋律。于是，在一些问题上，许多论争陆续展开。 数学是分为“代数”“几何”“立体几何”“微积分”好，还是合并成一门“数学”好?此问题在当时颇有争论。一直到1992年，国家教委颁布的《数学教学大纲》仍然是分科的。但是随着五天工作制的推行，学时大幅度减少，数学内容却必须增加。分科设立的难度加大，螺旋上升的教材处理思想才得到广泛支持。 国外的“大众数学教育”“问题解决”“计算器使用”等是否需要引进?在改革开放的方针下，引进国外的先进数学教育理论是必要的，但是消化吸收更为重要。一部分学者认为不要渲染国外的“先进”，主要目的是研究当前的中国数学课堂教学，漠视自己的长处是不对的。这些忠告显然也是必要的。 以此观之，与时俱进是一切教育改革必须努力的方向。 论争五：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争。 中小学数学教育在教学目标上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取向，即以升学为目的的“应试教育”和“以提高未来公民文化素质为目的”的“素质教育”。 从理论上说，当然应改提倡素质教育，否定应试教育。但是，社会功利性的追求，犹如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无法加以控制。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有效遏制应试教育的良方。 论争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引发的争论。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标准》)于2001年率先公布，基本理念是贯彻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方针，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与时俱进，体现信息时代精神，主张“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总的方向完全正确。课程内容进行了调整，特别是将概率、统计列为基本数学领域，让学生从小学开始就接触数据处理方法和随机观念，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虽然数学课程改革还在实验阶段，但是，它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已经显示出来：尊重学生、关注探究、重视讨论、合作学习已成为广大数学教师的共识。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