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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史研究专题2》是《中国电影史研究专题》的续篇，从电影的发端开始，选取一些重要的电影现象、电影人、电影作品，从电影史学史和史学范式的角度，进行了较为专门的观照和阐发，力图在此基础上重构中国电影史。 李少白本书史论结合，尚变求新，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把握评述的公正性，是目前对中国电影史研究最为完整和规范的一本教材。把中国电影史看作是一部由电影艺术、电影工业等多维体系组成的综合史，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流变，分时期、分阶段地对中国电影史中的电影作品、电影现象进行细致人微的论述和阐释，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中国电影史发展脉络。 本书内容充实，观点明确，失踪者”。 关于电影历史研究的理论原则、方法论、研究对象、目的和手段的理论思考。 1?关注传统杰作和电影大师的美学电影史；2?关注发明家和技术革新的技术电影史；3?关注制片、发行、放映的视电影为产业的经济电影史；4?关注观众的价值观、欲望和关切的社会电影史。 “中国电影研究”的热点与趋势 / 刘宇清尼克·布朗曾说过，“在中国电影百年诞辰这样的情境下，要想放任自己对中国电影的特殊的热情，是非常有意思的。中国电影在刚刚过去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意义深远。各种学术性的甚至娱乐性的文章的发表、书籍的出版、网站的建立、期刊的发行、以及研究型大学对中国电影这一主题的积极投入等等，这一切无疑都在证明：中国电影时代的来临，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国际空间中的中国电影时代的来临！”在笔者看来，布朗教授的话虽然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凋敝的困境，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电影研究”繁荣的事实。这里的中国电影研究不仅指中国的电影研究，更主要是指世界对中国电影的研究。中国电影研究成为世界电影研究中的学术热点，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在发挥作用，因而在内部不只是呈现出单一的热点和简明的趋势。本文拟对几个看似不言自明、实则复杂诡异的话题作一些简要的分析。最敏感的理论话题：重写中国电影史“重写电影史”是最近理论界不断提出的一个问题，传统的电影史观在新现象，新方法，新问题的多重检视下，迫切地需要实现自我的现代性更新，诸多问题急待解构和重新建构。著名电影史学家郦苏元先生在他的一篇将要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中国电影史在近期的发展中逐渐显现出两个相对应的趋向，一是宏观把握，一是微观把握。提出综合研究和微观研究相辅相成，二者的交汇结合才能真正实现电影史的重写和整合的研究思路。在替换：电影与历史中，指出电影史既是电影研究，又是历史研究，是一门交叉学科。为避免电影被历史所替换，落入泛文化研究中，电影史必须坚持电影本体，展开对电影特性，即电影的构成与形式的研究。电影本体不仅是中国电影艺术史的核心，而且也是其他中国电影史的基础。在第三部分里，首先对事实和史实进行了界定，认为增强史料的可信度提高史实的真实性，对重写电影史尤为重要。因此，在史料问题上必须同时进行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重检已有史实，一是发掘新的史料；著名电影理论和批评家陈犀禾先生认为，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性是当代中国电影文化建构中的三个基本要素，且三者之间常常处于交叉、冲突和协商之中。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和革命的观念占据了一个主导的地位。新时期，现代性的观念异军突起，九十年代以来，民族主义浮出水面，近年来成为中国当代电影和大众文化中的主旋律。其主旨不仅仅是要探明电影批评和理论范式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是要寻找中国电影文化史的脉络；李道新试图从媒体（民国报纸）寻找早期中国电影发展的蛛丝马迹；许文霞追问电影音乐以及某些电影音乐家在电影史述中被淡化甚至淹没的原因；张风黄铸重新评价电影先驱张石川的文章，提出重新评价电影史上的人物的问题；虞吉从电影史教学第一线的立场呼吁采取一种“开放的电影史观”、确立一种电影“总体史”的写作体例，然后展开具体研究和写作；旅美学者张英进对这种自上而下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只有在自下而上地做好史料开发工作、回答具体史学问题、撰写分类电影史的基础上，才可能展开电影总体史的写作。其实，“重写电影史”的工作已经进行很久了，但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话语出现则是最近两年的事情，并非偶然地在中国电影百年庆典的会议上总爆发了。文学界在二十年前就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重写中国电影史”是中国电影史研究现状和中西电影史观碰撞下的必然结果。后现代破除经典的文化思潮、海登·怀特《元史学》中历史与诗学修辞及其想象的观念、罗伯特·艾伦《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中的新历史主义态度成为中国电影学者直接的思想资源和方法论手段。“重写”不是改写，也不是从无到有的“创写”，“重写”是有针对性的。从各位专家学者的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不仅仅针对的中国电影史著作少、电影史研究力度不够等状况，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了已有电影史中的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