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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电影与现代性自由伦理 两种现代叙事伦理 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个体的生命热情是由国家——民族共同体的价值目的决定了的，个体没有决定自己的个体热情的机会，更不用说实现自己的生命热情，只有一个由意识形态政党规定的国家热情或民族热情。 这种叙事看起来围绕着个人命运展开，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的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这样，个体生命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抽象的共同体，属于民族或国家的利益，这与道德专制没有什么区别。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个体身体回到了自身，没有需要操心的他者关系，没有让人难过的与过去或未来的时间关系，而是依身体感觉的自然权利为自己订立道德准则，将社会的人伦秩序感觉化，这是一种自由伦理。 这种自由伦理不是某些历史圣哲设立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设定的生存规范构成的，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的生活事件构成的。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体认“自由”之艰难 保障个人生命的自由（包括对美好生活的想像欲望的自由），不允许一种历史的、总体（民族、阶级、集体）的价值目的扼杀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想像，是自由主义政治制度最低限度的正当性条件。 但是，人身的在体性欠缺与对美好的欲望之间的不平衡是恒在的，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欲望是易碎的。也就是说，即便可以在政治制度层面肯定自由理想，那么如何在伦理层面肯定自由理想？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45. ） 如何面对个体生命的在体性欠缺 道德寂静主义：认为生命热情和愿望都是徒劳的、无用的，劝导人们放弃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愿望，应该安于自己生命的欠然。 道德理想主义：把自己私人的生命热情和愿望转移到集体性的——社群、民族、阶级、国家甚至总体的人类的生命热情和愿望中去，由此克服个体生命的欠然。 如果既不愿放弃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愿望，又不转移到集体性的生命热情和愿望中去，个体生命就会在自身的在体性欠缺与生命理想欲望的不平衡中受苦，甚至悲观、绝望。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51. ） 自由主义伦理的品质 自由主义伦理是人生终究意难平的伦理，既不逃避、也不企图超越人生中的悖论，但也不是仅仅认可人生悖论根本不可解决以及人性的脆弱，而是珍惜生命悖论中爱的碎片。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51. ） 自由伦理不是自如，而是个人承负自己的伦理抉择。也就是说，自由伦理要求个人对自己的伦理选择必须自己承担责任，不可推给道德规戒（自由伦理不仅是艰难的，而且是欠然的自由）。（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01. ） 逃避自由 如果人类个人化过程所依赖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环境（条件），不能作为实现个人化的基础，而同时人们又已失去了给予他们安全的那些关系（束缚），那么这种脱节的现象将使得自由成为一项不能忍受的负担。（弗洛姆．弗洛姆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14. ） 逃避自由的两种心理机制 个人放弃其自己独立自由的倾向，而希望去与自己不相干的某人或某事结合起来，以便获得他所缺少的力量。换句话说，也就是寻求新的第二个束缚，来代替其已失去的原始约束。 （弗洛姆．弗洛姆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70. ） 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完全承袭了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那种人格。因此他就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并且变得就和他人所期望的一样。（弗洛姆．弗洛姆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87. ） 自由主义伦理永恒两难 个体是服从身体自身的法则，还是服从灵魂的法则。 前者怂恿个体在无爱之欲中沉醉，不让灵魂把那些“美好”的言词强加给身体的感觉；后者则从伦理秩序的规范性出发，强调道德的完满。 卡吉娅身体的丰盈和阿蕾特身体的沉重 “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遭遇着两难选择：卡吉娅身体的丰盈和阿蕾特身体的沉重。 卡吉娅许诺单纯身体的感官享乐，阿蕾特则认为美好的幸福只有通过身体成为灵魂的居所，使身体觉得沉重、艰辛来获得。 在希腊文中，“卡吉娅”意为“邪恶、淫荡”，“阿蕾特”意为“美德、美好”。（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9－74. ） 托马斯对生命幸福的询问 在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托马斯遇到了两个女子：萨宾娜和特丽莎。 萨宾娜像卡吉娅那样许诺，不给托马斯带来生命的沉重感：生命是享受，而非辛劳和沉重。特丽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