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致力的事业.docVIP

南怀瑾致力的事业：重续中国文化之根 中国文化大师南怀瑾已经驾鹤西去。为了悼念南先生，他的学生彼得·圣吉专程来华，表示要继续南先生未竟的事业。究竟是什么让这东西方两位大师结为师生之缘？这位拜师十五年之久的学生向老师学到了什么？他的收获对我们有何启迪？请看彼得·圣吉的老朋友中央党校报刊社常务副总编辑钟国兴和他的再次对话。 为什么做南怀瑾的学生 钟国兴：去年您和我说过，今年约我一起去拜访南怀瑾先生，我一直想着这件事。没想到南先生忽然离我们而去，这让我感到非常遗憾。您作为一个外国的学习型组织倡导者，是因为什么机缘认识南先生这个国学大师的？ 彼得·圣吉：我和南先生是1995年在香港，通过一位台湾的朋友介绍相识，这位台湾的朋友是系统动力学的教授。1997年我参加了南先生的静思活动，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活动，因为在南先生那里这是第一次通过翻译来展开的静思。记得当时有人不理解，问南先生为什么要专门为我增加翻译环节，南先生说：“因为我上辈子欠他的。” 钟国兴：老先生智慧而且幽默。您和南先生的师生关系以及深厚的情谊从此建立起来了，记得您说过每年都和南先生见面，这让许多人都“羡慕嫉妒恨”啊。您被称为“学习型组织理论之父 ”，而且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有史以来世界十大管理大师”之一，从名声来说比南先生还辉煌，从影响力来说比南先生还大。那么您对南先生为什么那么尊敬，甘当他的学生？ 彼得·圣吉：1997年6月我和南先生展开了第一次深度交流，开始认识他的很多学生。他的学生是非常多元化的，来自社会各界，他们都是真正的实践者。我欣赏南先生的原因，在于南先生对中国儒释道研究非常深厚，对这个世界的事情了解很深。我和南先生的谈话，奇妙之处在于，我们所交流的不同话题是随意流动的，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我们既是和深刻的传统思想，又是和当下一切联系非常紧密。其实对于我和他的交往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南先生对于人类的发展与成长的深度关注和他的思考对当下世界的紧密联系。从 1997年的静思活动开始，我基本上每年至少要见南先生一次，在过去的七八年里，我每年要见他两次。我们之间通过信件也有来往，我也会写一些报告心得，他也会回复我。他在香港的时候，我去过，后来他搬到上海，我就去上海拜访他。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太湖大学堂的筹划，我也去过当时的场地，参与了设计。 钟国兴：在对人类命运的深度关怀和对当下世界的关注上，您和南先生是非常一致的。除此之外您成为他的学生还有别的原因吗？ 彼得·圣吉：其实我找到南老师不是偶然的，我最初开始修禅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在洛杉矶长大的，我在那儿最好的朋友是日本人，所以我和东方文化文明的接触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东方文明的印度、中国、日本文明等，我觉得这些文明是相通的、相互依赖的。我一开始对生意、对商业组织感兴趣，原因就是商业组织非常关键的就是思考相互间依赖的关系和生存的动力。 那么我们再回头去看这段经历，那就是让我在看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时看得清楚了很多。为什么人类那么困惑？真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困惑的话，什么样的事情必须发生？这些更深层的、更本源的问题是如何在我们社会的其他组织里反映和暴露出来的，比如企业组织、教育组织？ 我们现在再去看南老师的这些著作，他的早期著作其实很艰深，不太容易读懂，因为这些都是从他过去三十年的修炼中形成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他最近十年和十五年的写作，更多的是和儒家和孔子相结合。我想他是试图通过这种努力来告诉中国人，儒家学说本身就是一个修炼，它不仅仅是关于制度规则行为的内容，它本身就是一个修炼。同时也告诉大家，一个社会的不同组织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是如何组成的，这包括商业组织、教育组织，还有其他组织。 寻求解决心灵问题之道 钟国兴：我知道您的汉语水平是只会说“谢谢”和“再见”，但是我知道您在南先生的影响下对东方文化有了很深的理解。 彼得·圣吉：中国文化让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比如说道家的学说，道家是讲人和自然的关系，是讲人和自然的能量；还有佛教的这种根本之讨论，人的觉悟；在这两个学说中间，还有一个儒家的学说，探讨的就是我们如何去生活。所以在讨论太湖这个地方应该叫什么的时候，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很多人说应该把它建成南怀瑾中心，南老师说不行。最后把它叫做大学堂，实际上就是想昭示他的一个想法，他的工作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也在于此，就是把儒释道如何融合起来，最终探讨的是我们如何生活。所以很显然，对于我来说，在整个世界里，没有人能像南老师那样成为我的老师。我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找到很多与宗教联系相关的大师，但是他们都不会有南老师这样对于当代世界有这么深度的联系。我可以在商业界找到很多在管理方面很有研究的人，但是他们对于人类、对于人的意识也没有这么深入的理解。 钟国兴：中国的文化中儒释道都有终极关怀精神，但是侧重点不同，把它们打通，让他们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