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史与欣赏现代.ppt

中国音乐史近现当代篇（1840年~今） 第五章 中国现代音乐 （民国中后期，1919~1949年） 从音乐作品的体裁看，中国近现代音乐作品以歌曲体裁的创作成果最丰硕、水平最突出、影响最重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一部近现代音乐史就是歌曲史。其原因与时代背景和创作主体的特点有关。 近现代时期关系民族存亡的重大历史事件注入民主救国、抗日救亡、解放战争等纷纭迭起，一浪高过一浪。革命音乐工作者在利用音乐这一武器来“言其志”时，需要选择一种最方便创作、最迅速传播、最能为大众所接受的体裁。同时，当时的革命工作者大多属于自学成才类型，还不具备创作更复杂的大型体裁的专业条件，因此，选择歌曲这一能够作出快速反应的体裁，也是顺理成章的历史必然。 教学目的：通过这一时期的音乐作品了解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情况，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各种音乐社团和这些社团对中国新音乐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有所了解。 较重要的音乐社团：“北大音乐研究会”（北京）、“中华美育会”（上海）、“北京爱美乐社”（北京）、“国乐改进社”（北京）、“大同乐会”（上海）等。 特别是上海的“大同乐会”，从1920年发起组建到40年代，是这些音乐社团中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一个民族音乐社团。“大同乐会”团结和组织了一大批民族音乐家，在挖掘、整理和推广我国的传统音乐以及在民族乐器的改革方面也做过许多有益的尝试。 音乐社团性质：业余性质，但其宗旨基本接受了蔡元培提出的有关“美育”的主张，在当时对反对封建文化和旧思想的束缚，对推动新音乐的传播和促成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大同乐会” 前身是“琴瑟乐社”，1920年12月郑觐文(光裕)在蔡元培、叶恭绰、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人的赞助下在上海创建，并兼乐务主任，主要教师有汪昱庭、杨于铺等，会址设在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1004号。大同乐会有一个30余人的乐队，是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民族乐队。 “大同乐会”在对古老乐器及古乐的挖掘、整理，以及对传统乐器的继承与改革等方面均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突出成就。初步确立了民族管弦乐队吹管、拉弦、弹拨、打击四个声部，各个声部也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高、中、低音声部乐器的组合结构。大同乐队曾改编了几首民族器乐合奏作品，如《国民大乐》、《春江花月夜》等。 大同乐会培养了一大批民族音乐专业人才，其中有卫仲乐、柳尧章、许光毅、郑玉荪、陈天乐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同乐会迁往重庆，不久便停止活动。 照片为大同乐会演奏《国民大乐》。由明星影片公司于1933年4月9日晚8时，拍成新闻纪录片，包括郑觐文古琴独奏，曲名不详，送往美国芝加哥万国博览会。 《春江花月夜》是中国古典音乐名曲中的名曲，是中国古典音乐经典中的经典。这是一首典雅优美的抒情乐曲，它宛如一幅山水画卷，把春天静谧的夜晚，月亮在东山升起，小舟在江面荡漾，花影在西岸轻轻摇曳的大自然迷人景色，一幕幕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乐曲通过委婉质朴的旋律，流畅多变的节奏，巧妙细腻的配器，丝丝入扣的演奏，形象地描绘了月夜春江的迷人景色，尽情赞颂江南水乡的风姿异态。全曲就象一幅工笔精细、色彩柔和、清丽淡雅的山水长卷，引人入胜。 欣赏： 《春江花月夜》西安音乐学院民乐队演奏，鲁日融指挥。 北京大学管弦乐队合影 1926年在北京成立的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的音乐系，上海美专的音乐系，上海艺术大学的音乐系； 1927年在上海建立的上海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名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办学体制和教学内容：基本因袭了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所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方针，但主要还是参照欧、美的专业音乐教育体制，以传授西洋音乐的知识和技能为其主要教育内容。 学潮的结果，萧友梅请辞，音乐院宣告停办。只是学院改建为音乐专科学校之后，南京教育部仍聘萧友梅为校长，但要求原音乐院的学生凭音乐专科学校的通知来校注册。许多参与学潮的学生，包括后世著名的音乐家冼星海在内，都没有收到通知，从此被取消了入学资格。 客观地说，此次风潮的起因纯属经济问题，并无政治因素，但音乐学院因此降格，实是萧友梅生平“最痛心”的一件事。 若干年后，“冼星海退学”和其后“聂耳未被音专录取”，却成了音乐史学界的两桩公案，早已身故的萧也由此被置于“人民音乐家”的对立面。他所创办的音专也被定性为“买办资产阶级的学校”。 直到1982年上海音乐学院为这位缔造者树半身铜像，两桩公案也有学者考证澄清。在铜像落成典礼上，当年的音专学生情不自禁地想起老校长家中张挂的对联---“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1940年萧要求音专内迁未果，其后又严词拒绝了汪伪政府的延揽，只得独立在风雨飘摇的上海继续办学，此时萧已贫病交迫。 据作曲家陈洪回忆，1940年岁末，他在医院里最后一次见到萧友梅。这位已身染沉疴的校长，尚且惦记着钢琴教室门上有一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