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高斯(Coase).doc

张五常：我所知道的高斯 （一） 一九六一年秋天，我刚进了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研究院，遇到一件难忘的事。一位经济系老师退休，把他的旧书籍及学报（杂志）放 在经济学系的办公室「拍卖」。没有拍卖官；每本刊物都夹着一张纸，请有意购入该刊物的人把自己的姓名和愿意出价若干写在纸上。价高者得，自己心中的价格不够纸上别人所出的高，当然知难而退，不用出价了。 我和好些同学都好奇，看看每本刊物的出价如何及出价人数多少。有些不见经传之作，无人问津，也有一些仅「出」几毛钱的。名著如凯恩斯的《通论》、马歇尔的《经济学》、费沙的《利息理论》等，出价者总有好几位，而价格也相当可观。但令人最瞩目的，是一本一九五八年新出版的杂志——《法律与经济学报》。这是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出版的刊物，五八年初版，每年只出一期，每期印行不及五百本。 拍卖中的那本初版《法律与经济学报》看来很残破，显然被不少人翻阅过。旧的学报从来不值钱，但这本貌不惊人的旧册子，出价的竟然有二十多人；新的原价二元， 我要出价二十五元才能买到破旧的。在那时，二十五元是可观的数目了。当我「中标」后，从钱包里掏出那二十五元交给经济系的女职员时，她好奇地望着我说： 「我们办公室里的人都等待着，很想看看哪位好汉赢得这本残破的学报。」 是的，早在一九六一年时，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研究生，就懂得抢购这本后来具有革命性影响力的学报，但当时没有几间大学曾经听过它的名字。 事情是这样的。佛利民太太的哥哥戴维德（A.Director），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一个主要思想家，其智力与深度决不在佛利民之下。戴氏只有一个哲学的学士衔头，绝少发表文章，在芝大的法律系任教，教的却是经济。与他相熟的高手学者，无论是法律系的还是经济系的，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戴氏既不著书立说，也不喜欢教书。他喜欢阅读，沉默寡言，但一开口说话，旁边的人都静下来细听，好像怕走了宝似的。 只有世界上最高级的学府才能容纳像戴维德这样的人。如果在香港大学，他连助理教员的职位也不可能得到，更不用说讲师了。然而，当时戴氏在芝大，既不写文章也不愿教书，同事们就得找点适当的工作给他干。法律学院院长于是想到了办一本法律与经济合并的学报，请戴维德作编辑。不过戴氏对此也不感兴趣。他认为一般的学术文章都不值得发表；而一本刊物要靠大学津贴资助，没有市场的需求，是浪费资源，不办也罢。但是，他觉得自己除了日夕在思想上下功夫，对校方没有多少可以量度到的、具体的贡献，也就不好意思推却这编辑的职位了。 戴氏作学报编辑的作风自成一家，成为佳话。他很少约稿，从不催稿，永不赶印，绝不宣传。每年只出一期的学报，今年应出的往往迟到下一年才面世。但一九五八年底所出的第一期，十篇文章篇篇精彩，识者无不拍案叫绝。因为只印数百本，内容很专，很深入，只有对真实世界有兴趣的人才重视，所以知道的人不多，订阅的更少。要不是艾智仁等人在我进入加大研究院之前把那学报赞不绝口，我不会从同学那里常常听到它的名字。 高斯（R.H.Coase）曾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他是在那里取得学士的。学士毕业的前一年，仅二十岁，他获得一项游历的奖学金，到美国一游，路经芝加哥大学时，曾走进奈特（F.H.Knight）的课堂上听了几课，若有所悟，写了一篇题为《公司的本质》的文章，不过等到六年之后——一九三七年——才发表。 这篇文章很有名，但其巨大的影响力，要到四十年后才发挥出来。一个二十岁的青年，竟然可以写出一篇四十年后在经济学上具有革命性的文章，可说奇哉怪也。 取得学士之后，高斯曾先后在两间英国大学任教职，一九三五年转回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一九四五年发表过另一篇颇为重要的文章。一九五一年，要赴美国谋生，没有博士衔不好办，他就以几篇文章申请，获得伦敦大学的名誉博士衔。戴维德曾在英国与高斯有一面之缘，也就替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认识戴氏的人无不重视他的意见。于是，高斯一九五一年抵美后在水牛大学任教，一九五八年再转到维珍尼亚大学去。这一切并无什么特别之处；那是说，在当时，高斯的学术生涯显得平平无奇。 （二） 一九五八年末，戴维德的《法律与经济学报》出版了。艾智仁在洛杉矶的加大阅读后，向人极力推荐， 从此影响了我的半生。刚到维珍尼亚大学任职的高斯拿起来一看，觉得很有意思，便在一九五九年寄给戴维德一篇长文，题为《联邦传播委员会》。主编的戴氏一读来稿，惊为「天」文，就把它发表于一九五九年那期学报的首位，面世时已是一九六○年了。我在一九六二年才有机会拜读，钦佩得五体投地。即使今天，我还是觉得那样好的经济文章是绝无仅有的。 有趣的是，高斯的《联邦传播委员会》的发表，并不容易。虽然戴维德认为是天才之作，但当时芝加哥大学的众多经济学高手都说高斯的论点是错了，不修正就不应发表。戴氏将所有的反对观点向高斯转达，高斯坚持己见，不认为是错的，「死不悔改」。这样书信来往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