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均衡探讨文1.docVIP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一名教龄十五年的教师，发帖称“寒门难出贵子”，这个很让人痛心的帖子引起了各方的共鸣与反响。学生成绩与家庭条件成正比、清华北大等一线高校中农村生的比例下降、中小学教育资源严重失衡，这些现象都和“寒门难出贵子”息息相关，值得认真解析。 中国教育的地区差异、阶层差异最终导致了整个教育体系的严重失衡，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到整体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因素，是教育体系本身难以克服的问题。但是，基础教育，即九年义务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公，是最直接、最应予以重视的现实问题。 基础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是最大的社会不公。许多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公平呢？核心问题是投入不足。 虽然“九年义务教育”被宣布成功很多年了，但是纸面上的成功与现实的差距有目共睹。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教育设施、教育环境都处于严重的劣势，是公开的秘密。有的贫困山区孩子，每天走三四小时山路，除了背书包，还要背粮，中午半饥半饱吃一顿。这样的条件下，孩子的营养都无法保证，还谈何教育？ 有这样一种说法，越是贫困的地区，在教育投入上的份额越是不足。这种说法确切与否，我无从证实，但是从现有体制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毫无疑问，当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社会，而且是政府独大的社会。政府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直接决定了教育投入的比重。 从“政绩考核”角度讲，无法切实量化的教育水平很难被纳入考核指标中。政府更热衷于招商引资、大兴土木的政绩，而非百年树人的教育工作。富庶地区资源更为充沛，在完成“政绩指标”、政府自身利益需求之余，尚有余力满足教育投入。而贫困地区本身的资源水平则限制了扩大教育投入的决心。 再从地方利益看，贫困地区教育水平提高了，更多的优秀生源奔向了中心城市，确有替他人做嫁衣之嫌。富裕地区的人才培养，是可以为地方服务的，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而从社会结构看，人口贫困、分散、空巢化的地区，中产阶层、公民意识无从谈起，民间力量远不能富裕地区相比。因此，在贫困地区，教育作为民间需求，就很容易被官方“忽视”。而富裕地区的信息技术条件、经济条件，扩大了中产阶层、市民阶层的话语权，能够与政府形成一定程度的博弈。 以此三项为前提，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是很成问题的，不要说扩大投入，甚至有限的教育经费被挤占挪用的问题也屡见不鲜。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国的义务教育体系权责不清、大而无当。中国的行政结构庞大，从中央到地方五级政府，从理论上讲都应负有办好义务教育的责任。但是“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问题凸显，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薄弱是多年常态，但是哪一级政府应对此负责呢？负多大责任？谁说得清楚？ 《义务教育法》第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各项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第六条“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第七条“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这几条法律条文，只排除了乡级的义务教育责任，余下的皆以国务院始、县级政府终。到底谁负责，各级政府如何分工，根本搞不清楚。 在经费投入方面也是如此，第四十四条“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体制。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分项目、按比例分担。”　第四十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将义务教育经费单列。县级人民政府编制预算，除向农村地区学校和薄弱学校倾斜外，应当均衡安排义务教育经费。”换而言之，涉及义务教育经费的，从中央到县的每一级政府都有相关责任。省级政府看似统筹落实的负责人，而县级政府又别有重要责任。这笔账怎么算，实在是让人看不清、也看不懂。 看上去是国务院领衔的高度重视，实际上是责任不明、比例不清的“家家有份”。实质上，这套制度设计的侧重点是维持形式上的中央集权，而非真正明确义务教育的分工职责，制造了直接责任人不明的混乱局面。故其罚则也属虚文——迄今为止，还未听到哪一级政府承担过违反《义务教育法》的法律责任。换而言之，即使是这套行政规制中，权、责的统一都很暧昧，更谈不上行政体制外的监督了。 值得注意的是，义务教育的体制问题，本质上是政府任责意愿的体制问题，性质相当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