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弃妇所处社会环境.doc

《诗经》中弃妇所处社会环境 　　摘 要：《诗经》的写作年代可以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这一时期是礼教制度从松到紧的转变时期，《诗经》中写作年代较早的婚恋诗作风较为大胆地，由此推出这一段时期礼教松弛，原始婚俗的影响较大，对妇女的压迫，尤其对弃妇的态度社会是比较宽容的，妇女再嫁是常态，但到了春秋中期，礼教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婚恋越来越受束缚。弃妇的生存环境也更加严苛。但值得注意的是，《诗经》中弃妇诗的作者对弃妇的态度是同情的，这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虽然礼教越来越严，但百姓对这些被弃的妇女却是深深的同情 关键词：《诗经》；弃妇诗；礼教；社会环境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3-0-02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歌集，在这部诗集中很多诗描写的是当时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弃妇。在《诗经》中，这些弃妇虽然性格不同，但被休弃的原因却较为一致，丈夫有了新欢。诗经中的作品都产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这一时期虽然崇礼但是礼制并不健全 从商朝到周朝，因为在物质生产中，男性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因而社会进一步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化，女性的地位日益低下。这时期的男女婚姻不再像商周时期那样放荡自由，但是周代婚姻男女结合，还保存着那种自由性交的原始遗风。《周礼“中春之月，令会男久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虽然现在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周朝人的确遵循此礼，但周礼中有明确的记载，表明当时的婚姻的确是较为自由的，风气，男女间的结合还是很注重他们自身的意愿的。不仅如此，左传中还记载了鲁庄公入齐观社与中春令会男女，在时间上与周礼的记载是一致的，这就证明了周礼记载的可靠性。当时的社会风气比较开放，所以有《国风裳》这样豪放的女子敢于放言：“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子不我思，岂无他士？”这位“狂童”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才有“狂”的资本 除了男女自由结合的婚姻形式以外，周代越来越流行的是双方议婚。所谓议婚，即有媒人牵针引线，议婚于父母双方，然后择吉成亲。后一种婚姻形式发展地越来越完备最终成为当时的婚姻主要形式，甚至所谓“钻穴隙相窥、?u墙相从”，实际上就是青年男女的一种自由恋爱，这时已被社会视为非礼，受到了人们的嘲笑――父母国人皆贱之。《诗经的女子由于害怕父母、兄弟、社会舆论的嘲笑而告诫自己情人的话：“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其时礼教的束缚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对女性的压迫，在男权刚刚取得胜利的时候巩固既得利益是当务之急。因此周朝较之夏商更重视血脉的纯粹，严格执行一夫一妻或者说一夫多妻制，以保证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落入外姓人之手，保证家族财产。女人作为财产的一部分被严格限制了权利，周朝妇女的地位远远低于商朝妇女，她们不再拥有独立的财产，没有参政领兵的权利，甚至连下葬都依附于丈夫。一个明显的事例就是周代丈夫休弃妻子并不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这时候男子可以一娶再娶，女子的被弃与被出现象就很频繁了，尤其是当时的刑法礼教对于女子被弃并无明文规定，这使得男子休弃妻子更加没有阻力了。因为婚姻无成法，赶妻出门用不着制造什么借口。《诗经 “昏姻之故，言就尔居.尔不我畜，复我邦家……不思旧姻，求尔新特。”两人原来是有感情的，有了感情女子才嫁到男家，但现在男子有了新欢，直接就将发妻赶出家门，甚至休弃的理由都不加掩饰，就是“求尔新特” 还有为开一个玩笑而被逐回娘家的。《左传 这其中的政治因素先撇开不谈，蔡姬固然过于调皮了些，但身为丈夫教育妻子一下不就可以了，齐侯竟直接将其赶回了家，在今天看来简直如同儿戏 周代女子没有自己的私产，被丈夫休弃后只能回到娘家生活，但是寄人篱下，就要仰人鼻息。因为妇女没有自己的私产，所以怎样生存就成了问题，如果娘家有钱还可以依靠父母兄弟，如果没有，那再嫁就是最好的出路了。西周社会没有后世所谓的“七出之条”，但不禁止弃妇再嫁，甚至为了鼓励生育，当时的社会对再嫁之妇是非常宽容的 《左传“雍姬知之，谓其母也：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于是雍姬就向自己的父亲告密。从这个例子看，周代人对丈夫看中，但远远没有达到后代以夫为天的程度，贵族女子认为换一个丈夫并不是天崩地坼的大事，丈夫并不是她们维系贵族生活的唯一支柱，这时候女子和娘家的关系是很紧密，否则雍姬也不会选择保住父亲了。至于“人尽夫也”一句，也侧面反映出当时婚姻关系较为自由，再嫁是很常见并且比较简单的事，否则雍姬的母亲也不会说是人都可以做丈夫的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