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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主题范式再现及重构 　　刘忠著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主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6月版，以下简称《主题研究》）选定的路径是主题。这种切入方式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纲举目张之功。中国传统文学大抵是“载道”文本，尽管也有某些时段的文字曾作过摆脱“道”的努力，但多数情形不过是逃离了一种“道”又跌入另一种“道”，以致“为艺术而艺术”一直没有在中国大兴。主题是中国文学最关键、最可信的入口，它的优与劣、隐与显、与时代的亲疏关系决定了文学的总体格局 同此前的相关研究相比，《主题研究》中强调的主题突破了传统概念的逼仄，是一种泛化了的主题。刘忠一方面默认了在处理文学与政治、真实性与艺术性、功利与非功利等一系列问题时，作家的创作目的和创作心态的确大都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中国百年文学史，从清末民初到“五四”，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专制与启蒙，救亡与翻身，英雄与民粹，种种主题的缠绕，有时可以同生共存，有时则相互拆解――进入20世纪后半叶，崇高与私己、理智与情感、现代与后现代常常是界限混沌，交叉渗透，难辨彼此。有时主题并不始终与“主旋律”叠合一处。在宏大叙事的身旁，从没缺少过表达个人欲望、心路、灵魂现实的顽韧。在刘忠的笔下，“主题研究”显示了从未有过的复杂与宽阔，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对僵化的主题范畴的大力冲决，是一种对既有文学史研究的勇敢去弊。 当然，“主题”绝不会是文学的全部，而且刘忠的研讨也绝不是关乎主题的惟一答案 刘忠对20世纪中国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史相当熟悉，把20世纪中国文学主题分作“主义与文学”、“文化与文学”两种范型，前者重思想渗透，后者重文化影响， 构建出这样一种认知谱系特别符合中国文学的实际，这段文学史的眉目因之变得了了分明。对于建国前文学，刘忠结合“启蒙主义的西来与中国化”、“专制主义与民主意绪”、“民粹主义与工农兵文学”和“英雄主义的范式演进与精神向度”几个问题进行重点剖析、评判，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脉动；当代文学部分，刘忠没有面面俱到而是抽样考查，通过对新时期的诗歌、历史小说和寻根文学的个案检视，生动地描述了20世纪下半叶汉语文学的特殊文化语境 “人文精神”是《主题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刘忠说：“这是一个有着金属光泽的词，它是知识分子的先验存在、绝对精神和本质规定，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咒语和思想献辞。”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有重社会、轻个体的倾向，中国传统文论也有重思想、轻心灵、轻审美的惯例，这部谈论主题的论著却有意向审美、心灵倾斜。刘忠认为，虽然20世纪中国文学一直担当着重要的政治化、革命化的使命，但它用真理和爱来召唤，用历史辩证法和自由来引导，而最终完成故事的是民众，是人，历史和文学都是在为他们作传。我们见惯了正言厉色的说教，看厌了各式的名词堆积，难见质朴的批评久矣，我们从《主题研究》中不仅能读到文字的深邃，更可见一个论者的古道热肠 启蒙主义也是《主题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曾几何时，启蒙文学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为思想资源，以中国人非人的生存状态为前提，把人的觉醒与解放作为目标，一直绵延到新时期。我们今天的文学是否仍然要坚守这一主题？刘忠说：“回答是肯定的。启蒙运动没有最后一幕，如果人类的思想要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当下的文学和社会现实让我们感到了重拾启蒙精神的急切，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民主”、“崇高”、“道德”在“先锋派”、“新写实”、“后现代”等的叙事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人的精神价值体系陷入混乱。在这里，刘忠认为，启蒙精神衰落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学的俗化、粗鄙化以及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就是人类精神的自我放逐和倒退 《主题研究》以“主题”评析为主，旁及文体流变、审美表达等多个问题，客观地再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风貌，重构了一个清晰的思想谱系。2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远去，但它的背影却越来越长。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