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工业园区后发如何优势.docVIP

苏州工业园区 后发如何优势 积蓄了近30年的民间力量,从1978年开始次第释放。改革初年的体制性放开的先发优势逐渐到头,长期被忽略的先发劣势则开始抬头。 　　到了1990年代初期,此时作为苏南模式的旧集体经济此刻在历经裂变之后,选择整体转型。与之遥相呼应的温州模式,也历经震荡,原来依靠十万经销商铺就的市场网络早已饱和,同样面临整体性转向。 开放,一个已涤荡15年的词汇,在这两个风格和发展路径迥异的模式之间,注入了相异奇趣的选择:一个引进来,一个走出去。前者成就了新苏南模式,外资渐次后来居上;后者则延续了温州模式。 　　新苏南模式,需要从一个地标开始,进行发展路径解释,这是关于后发优势的追问。98.5米高,方正、笔直、深蓝的现代大厦是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现在的所在地;14年前,一排白色的两层小楼就是管委会的全部,它被当地人称为“白宫”。 　　从“白宫”到现代大厦,14年时过境迁,苏州工业园区产生了“一天创造1个亿的GDP,一天上缴1260万元的财政收入,一天引进400万美元外资”的奇迹。 　　比起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晚了整整14年。苏州工业园区属于后起之秀,但却发轫于后发优势。 　　直观上看,苏州工业园区因为移植新加坡公共管理和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如小政府大社会模式),但在世纪初,运行不到10年的苏州工业园即遇到外源型、资源扩张型发展模式导致增长乏力。 　　这同样需要一个解释:经济模式的变迁,在现有的中国政经格局下,如何有效诱致政府管理体制的革新,这是很多来苏州回去搞后发优势的地区所应见的,虽然未必所见或避而不见。 　　引进外资跋涉 　　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的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细致对各省“封疆大吏”讲解“引进外资”。 　　新加坡裕廊山顶,这是每一个去新加坡出差的苏州工业园区的管理者都会抽空去参观的地方。 　　山顶上有一棵早已枝繁叶茂的海苹果树。树下,立着一块蓝底小石碑,碑上镌有英文字,译成中文是: 　　“此树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阁下1978年11月12日至14日对新加坡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时种植。” 　　苏州工业园区志的主编李巨川是最早一批进入“白宫”的园区拓荒者,李巨川说,苏州工业园区的诞生必须从此追溯。 　　栽下那棵海苹果树的1978年,是中国拨正航向驶向现代化的转折之年。 　　1978年的新加坡,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取得了初步繁荣。在紧靠海港的裕廊镇,昔日是一片荒地和沼泽,但新加坡政府利用外资,在这里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成片开发,建成了一个占地5平方公里的工业区。 　　1978年底,在种下那棵海苹果树以后一个多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随后,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谈到新加坡引进外资的奥秘:“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的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细致对各省“封疆大吏”讲解“引进外资”。 　　十年之后,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中国改革缺乏经验,但本领是可以学会的,其中包括向新加坡学习。” 　　但直到14年后,这个学习的机会落子苏州。1992年秋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率团访华,他在访问之余,着意考察了江苏省的中小城市。 　　时任苏州市长章新胜事先记住了新加坡近几年的外汇储备数额,并对这笔资金可能的流向对李光耀提出建议——不如集中力量,在苏州投资发展一个新加坡式的工业城。 　　章和李之间,有了一场关于深层次国际合作的思想交锋。李光耀临行前,向苏州市长提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苏州有国际机场吗？” 　　章新胜应答:“苏州没有国际机场,实际也不需要,因为苏州以东90公里有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第二年4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访华,郑重向国务院总理李鹏提出建议:中新合作在苏州市进行土地成片开发,建设一个类似新加坡裕廊镇的工业区,并将新加坡在规划建设、经济和公共行政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移植到苏州。 　　小政府大社会 　　最典型的是园区经济贸易发展局,一个局担负的经济管理工作就大致相当于苏州市22个职能部门;另一个负责周边5个乡镇辖区工作的地方发展局,其最初16个人的编制只是管辖4个乡镇的郊区政府的几十分之一。 　　1994年1月,离苏州城区4公里、临近金鸡湖的北岸有一个金鸡湖度假村。虽然名为度假村,却只有一个几近荒芜的游乐园和一长排两层小楼,附带两个圆形的单层小厅——是度假村的客房部和餐厅。 　　这里即是“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筹备委员会”临时所在地。 　　此时,14年的改革之路,已经逐渐形成共识: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