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下高校网络负面舆情引导探究.doc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网络负面舆情引导探究 　　摘 要：第38次CNNIC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 1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较2015年底增加3656万人[1]。手机网民已占网民总数的绝大部分，随之带来的则是三微一端平台使信息传播的时间和空间距离无限缩小。高校学生身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成熟的阶段，容易受到外界影响。本文从网络负面舆情入手，旨在研究加强引导的措施，清朗高校网络空间 关键词：高校；网络负面舆情；引导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1-0038-02 一、新媒体环境下高校网络舆情的内容 网络舆情“是以网络为载体，以事件为核心，是广大网民情感、态度、意见、观点的表达、传播与互动，以及后续影响力的集合。带有广大网民的主观性，未经媒体验证和包装，直接通过多种形式发布于互联网上。[2]”网络舆情既有正面舆情，也有负面舆情，本文特指以大学师生为主体，在网络上表达的，带有情绪化和主观性的意见态度。高校网络舆情大体可归分为以下三类 （一）时政类网络舆情 随着网络发展，特别是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全球信息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国内大学生可通过多种渠道了解世界。大学生群体既有较强的公民责任感，又具备组织行动的天然优势，遇到某些时政类热门话题，尤其是如领土主权、同性权益、敏感时间节点等热门时事，一经煽动，极易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情怀，进而引发大规模的网络舆情。如2016年在蔡英文当选和周子瑜事件后的“帝吧出征”行动，大量网民“翻墙”前往蔡英文等人的facebook进行观点表达；又如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白热化，大量大学生网民通过BBS、微博、论坛等网络平台发起抵制日货的倡议，并以漫画、短文、视频等形式对日本进行了言辞激烈的讽刺与谩骂 （二）日常突发类网络舆情 日常突发类网络舆情主要指事前无明显预警，事件发展快速，对校内师生的学习工作、对学校的形象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乃至危害的各类舆情事件，这也是高校日常中最常见的一类舆情。其中既有突发火灾、教学设备破坏、交通事故、食物中毒、校外人员冲击教学等与保卫安全相关的舆情事件，也包含了学术造假、学术不端、师德败坏，以及部分师生的不当言行被曝光等 日常突发类网络舆情发展迅速，网上燃点低，如果缺乏官方及时、权威的消息发布，会导致各类谣言扩散，也易引起媒体的关注，使得事态进一步扩大。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高校师德相关的突发舆情，据《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统计，2013～2014年间，贪污腐败在高校舆情事件中所占的比例高达28%[3]。与此相关的领导作风、三公经费等也是容易成为舆情事件关注的热门焦点。如2014年厦门大学教授在网上公开指责校长享受食堂就餐特权，引起了广泛的网络讨论 （三）与学校体制机制相关的网络负面舆情 该类网络舆情主要源于高校体制机制不健全所带来的负面问题，如在管理制度、入学招生、考试规范、收费标准上不透明、有漏洞，从而导致积压的矛盾在网络上集中爆发，形成极具破坏力、影响力的网络负面舆情。如2015年，网上曝光湖南大学17名硕士研究生违规转学，学校官方给出的应答不及时，使该话题迅速成为微博热门话题。针对“教育部转学规定模糊”的硬伤，舆论普遍呼吁加大监管、处罚与公示的力度，违法必究，有贪必查，避免“转学腐败”现象的重复发生 二、新媒体环境下高校负面网络舆情引导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高校开展舆情引导研究起步晚、力量薄，又直接面临着新媒体网络环境的冲击，因此在舆情引导上存在一定不足。这一方面固然有着基础设施与专业人才缺乏的现实因素，同时也因为高校管理者舆情处置观念陈旧、处置方式被动，不能契合新媒体时代传播规律 （一）重视不足，投入较少 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性的讲话后，各高校对舆情工作的重视度均有所提高，但由于我国高校舆情工作开展得较晚，仍存在主观轻视、硬件软件更新换代慢等问题 高校未能充分发挥其技术优势，据调查得知当前我国大部分高校的舆情监测软件是在市场中采购，而非自主研发的，不提保密性的问题，软件的更新升级就会平添诸多麻烦。高校各二级单位、学院对舆情工作重视不足，极少设有兼职岗位，全校的舆情处置引导工作往往是党委宣传部中一人或多人负责，且舆情处置工作人员往往疲于应付学校大量的日常事务性工作，无法将舆情处置与引导工作进行整体布局与拔高 （二）观念陈旧，方式被动 在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越来越难以控制，言论发声有多种渠道和宽泛空间，众声交织已是当前网络的主流现象。然而我国高校对负面舆情事件的处置，仍时常采用回避、删帖的方式，试图通过对事件的淡化，以所谓“冷处理”的方式避免事态扩大，或寄希望于出现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