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感》电影赏析.docVIP

《流感》 牛津大学教授菲利帕·富特（PhilippaFoot）曾经提出过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电车难题（TheTrolleyProblem）。这个难题是这样的：一辆有轨电车失去了控制，将直接撞上在轨道正前方施工的五个铁路工人。在另外一条轨道上只有一名工人，如果司机扳动方向，他可以救下那五个人，但要轧死那一个人。司机只能选择扳动方向或什么也不做。司机应当怎么办？ 《流感》就像这个难题的翻版：当某部分人可能感染了致命的病毒，并可能威胁到更多人的生命，是应该牺牲这部分人来保全剩下的人，还是冒着更多人被感染的危险让他们自由活动？答案似乎显而易见。在电车难题中，当事不关己的时候，大部分人选择了牺牲一名工人来救下五个人。让更多人活下来，似乎更为理性。因此，将染病和疑似染病的人隔离，来保证更多人的安全，似乎是《流感》的答案。 但是如果是自己的亲人——女儿、心爱的人、朋友、妈妈、战友被隔离呢？是否该冒着更多人——更多“别人”——被感染的风险，把“自己”的亲人释放出来呢？当理性受到感情的影响时，难题的答案似乎改变了。于是女医生隐瞒了女儿被感染的事实冒着更多人被感染的风险将其带走；消防队员协助隐瞒并以身相代；朋友想尽办法包括行贿来救他；士兵为保护妈妈对战友举枪相向；战友的第一反应则是帮忙隐瞒。剧中人的反应似乎无一例外的抛弃了理性。 而被遗弃的人丧失了理性之后，他们的决定甚至是“到首尔去，让更多人的被感染，逼迫政府救治我们”。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边也曾经发生过：相信前些年艾滋病感染者在公共交通上扎针的新闻大家还都记忆犹新。而且只要留心，大家应该可以零星了解到在我国的某些地方，采血导致的艾滋病村的村民们一直被隔离圈禁。 电车难题之所以成为难题，是因为在种种选择下面隐藏着每一个人的价值观顺序。是否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一定小于五个人的总和？如果给每一个人附上具体的身份，是否会改变天平的倾向？如果回答问题者不是局外人，而是司机本人，是否会让自己承担杀人的良心谴责而坚定选择？（电车难题的升级版就是给了回答问题者亲自动手改变结局的机会，强迫回答者直面冲突，而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坐而论道。）如果回答问题者是五个工人中的一个，是否会坚定支持撞死那个本不会死的工人？如果回答问题者是那个单独的工人，是否会支持牺牲自己？如果单独的工人和那五个工人有感情或血缘，又是否会站到新的立场？